〈請先閲讀琉球故事〈一〉：何謂“祖國”？ 〈二〉沖繩歷史上的「國家」〉
要瞭解前近代時期某社會的國家與民族認同，這對任何一個認同研究者而言，恐怕是最難駕馭的課題。不過，認同意識產生的基本條件之一是必須具有與他者接觸與交流的經驗。從該觀點而言，由於琉球在五百多年的歷史中，由始至終一直處在較高頻率的對外接觸與交流狀態中，因此在琉球王朝部分菁英中存在某種程度的「我他意識」乃至「國家」歸屬意識是有可能的。
具體而言，琉球除了與中日之間有著包括多方面交流的長久宗屬關係外，過去與朝鮮以及南洋諸國頻密的貿易往來，加上如前所述的十九世紀中葉琉球與西方列強接觸與踫撞的經驗，都有助在部分琉球菁英之間萌芽一定程度的歸屬意識。以下嘗試從幾份文獻資料中，窺探出其中端倪。
萬國津梁之鐘（沖繩縣立博物館藏）
沖繩縣立博物館中，至今仍保存著一四五八年受其時的國王尚泰久之命而鑄造的一口鐘，稱為「萬國津梁之鐘」，該梵鐘曾長期懸挂在王宮首裏城的正殿前。其銘文寫道「琉球國者南海勝地而，鍾三韓之秀，以大明為輔車,以日域為唇齒，在此中間湧出之蓬萊嶋也，以舟楫為萬國之津梁，異產至寶充滿十方剎……」。內容除了凸顯對因貿易而繁榮一時的琉球充滿自豪感外，也較清楚地描繪了琉球與周邊的關係，其中與中國的關係用了「輔車」，而與日本的關係則用了「唇齒」來形容，顯示了與兩國不可分割的親近關係。
全盛時期琉球對外貿易路綫圖（日文）
不過，除了「密切」外，琉球的中國（大明）觀與日本（大和）觀在該梵鐘的銘文中並沒有清楚表述出來。另一方面，琉球民間長久流傳著一種傳統的説法：「唐乃傘，大和乃馬蹄，沖繩乃針頭」。意為中國如傘，沖繩受其庇護，日本如馬蹄，沖繩受其踐踏，而沖繩自己則如針頭般弱小。其中流露了對中日的好惡觀感，當可理解為琉球對與中國的宗屬關係賦予了正面的評價，而對日關係的評價則是較負面的。
另外，從琉球末期的兩份資料中也可印證如此的中國觀與日本觀。
先看與中國的關係。日本在進入明治時期後不久就開始部署吞併琉球的計劃。一八七五年日本派遣內務大丞松田道之前往琉球，要求首裏斷絕與中國的封貢關係，卻遭到主持國務的三司官[1]等以中琉關係乃「父子之道、君臣之義」為由而拒絕[2]。
至於與中國「父子」「君臣」的客觀關係，另一份資料中則作出了更為具體的陳述。當時琉球雖然拒絕了日本的要求，卻也深感王國危機的來臨，遂派三司官等前往東京展開請願活動，除了向日本明治政府陳情外，當時也向各國駐東京使節求助，請求幫忙勸説。一八七八年十月十一日以「琉球國法司官」為署名（毛鳳來、馬兼才[3]）呈交荷蘭駐東京公使書簡的開頭，直接了當地道出了琉球與中國「父子」「君臣」的具體關係：「向列外藩……惟，國內政令，許其自治」[4]。
陳情書全文七百七十二字，在陳述理由，請求日本撤回斷絕中琉關係要求的同時，用了將近一半的篇幅，力陳十四世紀後半葉以降琉球之所以得以立國，全靠中國之庇護與輔助。其內容可分為兩部分，其一涉及王國的建立與維繫，其二涉及琉球的社會與文化的營運方面。前者強調琉球之立國依賴與中國的封貢關係，而後者除了稱琉球「遵用中國年號、曆朔、文字」外，中國也「時召陪臣子弟入北京國子監讀書，遇有漂船遭風的難人，大清國各省督撫皆優加撫恤給糧修船，妥遣回國」等。
象徵中國與琉球之宗藩關係的琉球國王印璽與王冠為中國皇帝所賜（那霸市博物館藏）
另一方面，遞交給清政府的琉球請願書中更無一不表達對中國的忠誠，譬如一八八三年十二月三日由前進貢正使向文光呈至禮部的請願書中，就明確表述了永遠效忠中國的決心：以聖朝之聲威亟賜天討，復國復君，永遠為中朝之藩屬，仍修貢職，以守封疆奉宗社。即至國主，下及臣民，憶萬千年，均既戴皇恩憲徳[5]。
在強調中國「天恩高厚」的同時，該書信非但沒有言及對日本的好感，還流露了不滿。譬如指日本於一八七二年「逼令敝國改隷東京」，「又強以琉球事務、改附內務省」，表達了日本對「國小力弱」琉球的不當做法。值得一提的是，如此描述與日本的關係，實際上表明瞭至少在一八七二年以前，琉球並不隸屬於東京。而之前的琉球與薩摩藩的關係，則形容為「舊與薩摩藩往來」，其中用了「往來」一詞，間接顯示了琉球不願承認臣服於薩摩之下以及兩者間的不平等關係。
由於琉球文化深受中國與日本影響，因此在琉球士族菁英之間除了存在衆多對中國文化的孺慕者外，日本文化的推崇者也不乏其人。琉球王國末期位至三司官的向有恒（宜野灣親方朝保1823-1876年）便是當時琉球著名的和歌詩人，並編寫了《衝耦集》、《松凰集》等和歌集。
不過，即便是被視為親日派的向有恒，其認同也並非歸向日本。明治天皇即位後，琉球於一八七二年派遣慶賀團前往東京。該團由正使尚健（伊江王子）與副使向有恒率領[6]，由於其時未能察覺日本已經在部署吞併琉球，因此在與日本外務卿副島種臣會見時，琉球一行居然還向日方提出要求歸還一六○九年薩摩入侵琉球後所竊據的大島諸島（奄美諸島）[7]，謂該列島「固隷屬我琉球，昔慶長年間為薩人押領」[8]。該資料顯示了雖然時隔二百六十七年，琉球菁英對昔日被薩摩所奪走的國土依然耿耿於懷。在認同意識上則透露了兩則訊息，其一，明顯區分了「我他關係」，即「我」為琉球，「他」為日本（包括薩摩）；其二，對琉球國土的執著[9]。領土意識向來被認同研究者視為民族或國族認同感的重要表現方式，因此可解讀為這些琉球菁英已經存在著相當強烈的「琉球意識」。
位於琉球本島與鹿兒島之間的奄美諸島
而該「琉球意識」也在上述書簡中的「敝國雖小，自為一國」[10]得到清楚呈現。綜合王國末期琉球菁英的認同觀，當可歸納為：一方面視中國為天朝父母國，自認列其外藩；另一方面則同時視琉球為自己的國家，並對其抱有一定程度的認同感。值得指出的是，琉球日後在正式進入現代的過程中，如有機會與其他中國外藩即朝鮮、安南（今之越南）等，蛻變成一個現代主權國家，那麼「琉球意識」當會轉化為較為清晰的現代國家認同。因此，琉球也就自然地成為現代意義上琉球人的「祖國」了。
然而，琉球的國運並非朝著如此的方向演進。在步入近代的過程中，東亞格局發生了歷史性變遷，「中華世界體係」分崩離析，與此同時大日本帝國崛起。處於中日夾縫中間的琉球，最終於一八七九年為日本所吞併，易為日本的「沖繩縣」。而其後的沖繩民衆則開始了摸索「祖國」，尋覓自我認同的漫長歷程。
[1] 三司官為統轄琉球王國政治的最高階官職。
[2] 喜舎場朝賢，琉球見聞録（東京：至言社，1977年），頁39。
[3] 毛鳳來之琉球名為「富川親方盛圭」，而馬兼才則為「與那原親方良傑」。王國時期的琉球菁英（士族階級）大多同時擁有中國名（「唐名」）與琉球名。
[4] 松田道之編，琉球処分，第2冊（下村冨士男編，明治文化資料叢書第4巻外交篇）（東京：風間書房，1962年），頁179。
[5] 見王彥威（弢夫）、王亮編，清季外交史料（北平外交史料編纂處刊本），巻三十七（1932年~1933年刊；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7年），頁674~675；西裏喜行編，琉球救國請願書集成，沖縄研究資料13（東京：法政大學沖縄文化研究所，1992年）。另外，前近代中國與琉球的宗屬關係，既非現代語境中的中央與地方的關係，也非主權國家之間的關係，因此能否用現代的認同坐標來闡釋其時琉球對中國的效忠與向心力，還有待進一步研究。
[6] 同行的琉球主要官員還包括參議官向維新（喜屋武親雲上）。
[7] 奄美諸島於一九四五年二戰結束後與沖繩縣合為美國所管治的「琉球」範圍，不過卻於一九五三年提早歸還給日本。
[8] 喜舎場朝賢，前引書，頁9。
[9] 琉球菁英們對國土的執著，在由毛精長（國頭親雲上盛乘，琉球最後一任進貢使）等人於一八八○年九月十八日遞交恭親王奕訢的請願書中也清楚表露出來：「敝國內有三府（指沖繩本島的島尻、中頭、國頭），東西寬處不過數十里，南北長不足四百里，外有三十六島，其中八島業於前明萬曆年間被倭佔去，現有三十八島……」。見「毛精長等致總理衙門恭親王奕訢書」（1880年9月18日），輯於毛精長等，北京投稟抄（光緒五~八年[1879~1881年]，原福州琉球館藏，抄本現為沖繩縣立圖書館東恩納文庫所藏）；或見西裏喜行，前引書（1992年），頁71~72。
[10] 松田道之，前引書，頁179。
〈請繼續閲讀琉球故事〈四〉「邊陲」琉球的雙重「現代衝擊」〉
京ICP證030609號 本站通用網址：鳳凰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