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先閲讀琉球故事〈一〉：何謂“祖國”？ 〈二〉沖繩歷史上的「國家」 〈三〉琉末菁英的“國家”意識〉

具社會普遍性的認同意識如何產生？在這問題上，從戰後包括族群意識與民族主義在內的衆多先驅理論中，當可粗略地歸納為兩大類。一是「泛歷史學派」，另一則是「泛現代學派」。

「泛歷史學派」主張歷史的連續性，認為認同意識是在歷史長河中逐漸形成，不應當是到了現代才突然出現的。屬於該派別的論者所強調的正是共同的族源、文化紐帶與歷史記憶等因素，同時積極地在歷史中尋找民族主義的起源[1]。而「泛現代派」則力陳現代以前的社會並不具備條件以形成社會共同的歸屬意識，民族主義祇能是現代社會的產物。

筆者基本上站在「泛現代派」的立場上，認為在缺乏像現代社會中所享有的統一法律、市場、國民教育、大衆傳媒的情況下，國家認同乃至廣域的民族或者族群認同這類具社會普遍性的歸屬意識都不太可能得以凝聚。不過，筆者也以為，即使是前現代社會，在一小部分有機會參與朝政並與「異邦」或「異族」有接觸的政治與社會文化菁英之間，存在一定程度的民族乃至國家意識是有可能的。如前有關王國時期「琉球意識」的論述，可視為這種觀點的個案。同時，筆者還支援史密斯對「泛現代派」的質疑[2]，認為國家認同以及具社會普遍性的族群認同不可能「憑空」地被「發明」[3]或「想像」出來[4]，而經常會以共同的族源、傳統文化、宗教、語言、王朝歷史、民族英雄等歷史符號作為媒介的。

從「泛現代派」的觀點來看，琉球要在全社會形成以國家或民族為忠誠對象的認同意識，在前現代的王國時期顯然並不可能。換言之，上述在部分政治菁英之間存在的「琉球意識」欲將其效忠的對象從「忠君」進一步過渡或擴展到「愛國」，並將該認同感普及到全琉球，都需要「現代」的洗禮。

問題在於琉球社會的認同發展並非朝著如此的方向邁進，琉球在步入現代的過程中所經歷的巨大衝擊，導致了至今仍有不少沖繩民衆在質疑：「到底我們是誰？」「何處是祖國？」

誠然，包括東亞地區在內的所有民族在建立或過渡到現代國家的過程中，都經歷過不同程度的衝擊。然而，琉球民衆在民族與國家認同的建構上所處的困境，顯然不能與中國或日本、甚至朝鮮與越南同日而語。這種差異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取決於各國在前近代東亞格局中所處的位置以及在進入現代前後所遭遇到的環境變遷。

東亞傳統的「世界」格局以「中華世界體係」為主軸。從「中心——邊陲」的視角來看，以「天朝上國」自居的中國是唯一的「中心」，而受其冊封的朝鮮與越南（安南）等屬國則為其「邊陲」。
　　　　　
　　　　　 ”天朝上國”之皇宮及模倣皇宮的各屬國王宮
　　　　　　　　　　　　　　　（林泉忠《東亞國際關係史》講義資料）。
　             
　　                      中華世界體係之外延結構圖

日本在明朝中葉以降脫離了「中華世界體係」，其後又暗中控制琉球，實際上成為一個「疑似中心」或「準中心」（其後取代中國，在近代成為唯一的「中心」）[5]。這兩個東亞「中心」雖然在朝近代過渡時受到來自西方不同程度的外壓，然而由於基本保留了原先的國界，以致在建立現代民族國家以及凝聚現代國民意識上相對來得順利[6]。

而「邊陲」的朝鮮與越南，雖然當其長期依附的「中心」走向衰弱時，一度淪為他國的殖民地，不過在殖民主義時代結束後，仍然獲得了建立現代民族國家的機會[7]。由於在建構現代國家的過程中，新的國家與過去王國時期的歷史得以接軌，因此新的國民在建構民族與國家認同上，所受到的衝擊也也相對比較小[8]。

然而，曾與朝鮮、越南同列中國之屬國、位於東亞「邊陲」另一隅的琉球，近代以後在建構民族與國家認同上所走的路則大相逕庭。

琉球所經歷的「現代衝擊」可歸納為以下兩個層面。

首先是屬政治層面的「歸屬變更」。如前所述，琉球本為一半獨立的王國，一方面與中國維持以「封貢」為形式的宗屬關係，另一方面後來也臣服於薩摩。明治維新後，日本為了「建立現代國家，劃定國界」，於一八七九年對「歸屬模糊」的琉球採取「處分」措施，將之併入「大日本帝國」的領土。是為琉球於近代以來經歷的首次歸屬變更。
                
                    亡國後被迫遷居東京的末代國王 尚泰（1843-1901）

這次變更在對琉球民衆在認同意識的形成上造成兩大影響。其一，由於琉球「及時」地被「處分」，以致琉末時期已在琉球菁英間萌芽的「琉球意識」，失去了受現代洗禮的機會，不能在其後的沖繩社會普遍地發展成具現代意義的「琉球民族主義」。其二，與其後新獲得的領土——臺灣與朝鮮不同的，是日本當時還未模倣套用西方列強的殖民統治形式，沒有在琉球（改稱「沖繩」）設置總督府以統治之，而是採用「內地延伸」（改土歸流）的做法，設「沖繩縣」。由於該做法符合「建立現代國家，劃定國界」的説辭，在某種程度上「正當化」了日本吞併琉球的「合理性」；同時，在統治模式上與其他縣看齊[9]，在一定程度上也削弱了批判日本對沖繩所採用的歧視性政策，以及因此主張民族解放或獨立建國的正當性。

沖繩所遭遇的「現代衝擊」的另一個層面是文化上的「同化政策」[10]。由於受現代國家的特性所致，與前現代的國家相比，「中心」不但在政治上，還在文化上要求「邊陲」的忠誠，以求在領土範圍內政治單位與文化單位的一致性，並釀成統一的國家認同。由此一來，「同化政策」在許多現代國家的建設過程中，都不同程度地被強制性地推行。日本在「同化政策」的推行上更是徹底，這從它在其後的殖民地推行同樣力度的「同化政策」可見一斑[11]，這點與西方在對殖民地的經營上有著相當大的區別。日本在沖繩所強制實行的同化政策，除了日本語教育以及灌輸「忠君愛國」（忠「日本天皇」，愛「大日本帝國」）外，同時也壓制包括語言等沖繩的傳統文化。
　　  
　　      流傳至今的龍舟競渡等琉球文化深受中國影響（圖為琉球大學龍舟隊）

「及時」的吞併與徹底的「同化」，這雙管齊下的「現代衝擊」對沖繩社會所帶來的震撼，不言而喻。其結果使沖繩社會迅速日本化，沖繩的民衆也搖身一變成了「日本人」，甚至參與了其後日本對臺灣的殖民統治。不過，值得指出的是，「現代性」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利便了日本對琉球的「改土歸流」；同時，「現代性」含有的對人權與自由價值的肯定，也常成為反殖鬥爭或抵抗國家暴力的有效武器。沖繩在摸索自我認同的漫長歲月中，這種「現代武器」當然也曾出現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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