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前兩天給專欄的，不過不會發表的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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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佳襲警事件，貴州甕安，惠州博羅，還有雲南普洱的暴力事件，你會發現，當大眾在傳播這些事件的時候，都會強調一個這樣的元素，那就是民眾作為弱勢群體，在忍無可忍之下，向象徵著權力和體制的警察公然挑戰。
官逼民反，這樣的故事，在中國歷史上總是處於被頌揚的位置，即使到了今天。因為地方政府也好，執法者也好，一個個累積起來的負面的人和事，讓大眾的心裏面，法已經變得不重要，或者應該這樣說，大眾認為，因為法治精神已經先被這些人或者機構破壞了，於是身為無權無勢的普通百姓，只能夠選擇透過暴力手段來維護自己，因為這是不得已。
而且大家看到最後的結果往往是，事情鬧大了，能夠吸引媒體，以及上級政府的關注，這也就是為何每天都有無數的人，走出自己的家鄉，要到北京上訪，如果上訪被拒，那他們就會選擇媒體，因為在這些人的心目中，法並不能夠幫助他們，他們需要的是一個“包青天”式的官員，或者是那些能夠把他們的遭遇講出來，從而引起社會的關注，進而引發一個“包青天”介入的媒體。
這些冤枉或者是不滿，站在不同的角度，看到的事實就會不同。在當事人的眼中，自己的委屈和遭遇，永遠是天大的事情，當然，很多時候，我們站在對立面，就會發現，當事人也有很多不合情理的地方。這是一個事實，不是身為弱勢群體，總是佔據著道德和真理，以及正義的高度，但是儘管這樣，正是因為他們處於社會的弱勢，作為執政者和執法者，在面對他們的時候，需要讓他們有足夠的渠道，去說出自己的不滿，也需要有足夠的誠意去傾聽。最近的這些矛盾之所以最終會釀成暴力衝突，不作為，不溝通，不回應，還有不誠懇，絕對是最大的原因。
但是，我們終究不希望，現在我們所生活的時代，還是一個依靠包青天，或者是依靠暴力手段來爭取公平正義的社會。我們從過去的歷史，應該可以看到，暴力換來的改變，最終只是短暫的，也是破壞性的。
不管是楊佳，還是那些地方的民眾，他們本身在這個社會中曾經遭受的不公平，值得同情，但是，如果我們因為這樣，而同情，甚至支援或者讚美他們的違法暴力行為，這種社會無意識的暴力傾向，才是最讓人感覺到擔憂的情況。因為在一個法律失去了在社會中應有的平衡作用的社會，任何一個人，都會產生不安全感。
想起來幾年前在北京，一個下崗工人因為不滿，衝入了幼兒園，結果造成無辜的幼兒的死傷。他的行為，和襲警的楊佳，區別只是在於，他更加懦弱，選擇了最容易下手的孩子作為自己的目標，但是他們的目的都是一樣，要挑戰或者是報復這個在他們眼中不公平的社會。
只不過因為最近的事件，人們的目標是指向警察，於是我們鼓勵這樣的行為，對於這些用不被法律允許的行為來發出聲音的人，甚至認為可以得到法律的豁免，不需要受到懲罰。在這樣的情況下，法治精神會蕩然無存，執法者也喪失了社會給與的權力。在這樣一個執法者沒有權威，因為對體制或者權力有不滿就可以濫用暴力的社會，其實每一個人都有可能成為下一個無辜的受害者，因為暴力會不受制約，社會會變得動蕩。
從這些暴力事件暴露出來的民怨，當然涉及到基層的管治能力，但是另一方面，也顯示出一個公民社會的缺失。那些使用了暴力的人，最終會受到法律的制裁，但是那些為暴力叫好的人，卻有沒有想過，自己所謂的正義感是如此的不負責任，因為這樣的輿論環境，會間接導致有些人，選擇暴力，因為簡單而且有效，但結果卻會是兩敗俱傷，或者是導致更大的動蕩。
政府當然有責任，檢討和反省自己和民眾的互動，以及對民眾需求的回應是否及時，顯示出對每一個生命的尊重。但是身為一個公民，也有責任，去尊重每一個生命。當大家為暴力叫好的時候，儘管這樣的暴力背後，有著如何令人同情的理由，但是無辜的生命的逝去，也需要獲得大家的哀悼，就算死去的人，他們不算是社會的弱勢群體，只要他們作為個體，同樣有活著的權力。
對生命不尊重的人，又如何要求別人去尊重自己？我們每個人都有義務追求和維護個人權利和尊嚴，但是一個公民社會，應該有這樣的普遍認同，那就是所有的行動，都是應該在法律的範圍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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