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上馨向剛剛從歐洲視察回來的伊藤博文參議彙報了北韓局勢。伊藤博文指示說：“各國對北韓問題都很神經質，要慎重行事。不能給人以干涉內政的印象，尤其在公開場合。北韓王室不能有生命危險”。
於是才有了11月28日井上馨發給竹添的謎一樣的外交電報：“許可乙案”，這是因為除了“保護北韓國王”的“乙案”之外，還有一個“直接干涉”的“甲案”。
政變以後立即成立了以國王的親戚李載元為首相，樸泳孝為副首相，金玉鈞為大藏大臣的新內閣，這個新內閣辦事效率還挺高，立即就開了會，決定了這麼幾條：
1． 從此國王不叫“殿下”，改叫“皇帝陛下”，為獨立國家的君主。
2． 廢除對大清的朝貢。
3． 廢除舊內閣，修改稅制，廢除宦官。
4． 加強王室的透明性
等14條，一句話，北韓獨立了。
但是，就獨立了一個晚上。
實際上還沒有一個晚上——到半夜裏獨立黨人和日本人正在一起慶祝“獨立”的時候，李載晃就瞅空溜了出去找袁世凱去了。正當竹添公使發現了沒了正主驚叫“完蛋了”的時候，袁世凱在下令：“全體出動，進攻王宮，把日本人趕出去”。
百足之蟲，死而不僵。大清雖已頻臨死亡，或者說已經是一具政治僵屍，但在外表上還很可觀。如果說以西太后為首的大清君臣全在混吃等死也不公平，他們也還是想整治好大清的。特別在應付這次政變時，一來是袁世凱能幹，二來大清也沒有了退路。清法戰爭，雖然有鎮南關大捷這樣的勝利，但整個戰爭是大清大敗。左宗棠指責李鴻章簽下《中法天津條約》是“誤盡蒼生，落千古之罵名”等等只是攻軒，並沒有多少道理。
中國失去了安南，那麼多屬國就只有北韓了。現在來打北韓主意還居然是一直也有點屬國嫌疑的日本，如何不叫大清和李鴻章袁世凱們抓狂。所以這次袁世凱親自帶領500精兵攻打王宮，同時清軍還進攻了日本公使館，把個公使館給燒了，讓你首尾不能相顧。但是這邊攻王宮的倒停了一會兒戰——放日本公使和日本守備隊逃生。袁世凱在沒有李鴻章的指示以前，不敢擴大事態。
“甲申政變”完全失敗，金玉鈞隨竹添公使從濟物浦一起逃往日本。而井上馨在接到“政變完全失敗，國王落在清軍手中，清軍已經完全控制漢城”的報告後立即報告了三條實美大政大臣後召開了有山縣有朋內政卿，大山嚴陸軍卿，川村純義海軍卿和伊藤博文參議參加的聯席會議緊急協商，結果是由井上馨作為全權大使帶領由陸軍中將高島鞆之助和海軍中將樺山資紀兩名副使率領的兩千軍隊來北韓興師問罪。
日本政府的方針是：“談判的對手是北韓而不是大清”，原因之一是除了袁世凱原來就有駐北韓的三千人馬以外，事發以後李鴻章又增派吳大徵帶領陸海軍五千去往漢城增援，而日本人還沒有做好全面戰爭的準備；之二就是日本政府從《江華島條約》以後就一直在製造“北韓是獨立國家”這樣一個既成事實。
日朝雙方在“日本為什麼出兵王宮”這件事上扯了一個星期皮以後，以北韓方面部分屈服的形式簽訂了《漢城條約》，內容是向日本支付賠款，北韓方面承擔日本公使館被焚的責任，出錢重修日本領事館。
那麼手握八千兵馬的袁世凱在幹什麼？就在一邊幹看著？當然不是，但是袁世凱無能為力，首先日本政府極度警戒在談判時大清的參與，再三向北韓方面表明一旦發現有大清參與就立即“停止交涉”，實際上就在《漢城條約》簽字前一天的1月8日吳大徵還以“大清欽差大臣”的身份硬闖會場試圖扭轉局勢，但被井上馨以吳大徵沒有全權證書且與清國的談判另外進行為由而拒絕；還有一個原因就是12月19日漢城城內的日軍敗于清軍，退到濟物浦的時候，英國公使向李鴻章表示過“大英帝國不願意看到大清和日本在北韓半島交火”的意向，而背後在運動英國是遠在東京的伊藤博文參議。
伊藤博文在看到袁世凱在漢城作壁上觀以後知道了李鴻章的軟弱態度後，于1885年2月24日與同為參議的西鄉從道赴天津和李鴻章談判善後。
日本方面的交涉要點是：
1． 處罰駐守漢城的清軍指揮官。
2． 清軍從漢城撤退。
這完全是一種獅子大開口的討價，但伊藤博文似乎胸有成竹。剛剛大敗于法國的大清實際上不是像李鴻章口頭上所說，“我們準備大打一場，和法國都已經不辭一戰了”的那麼氣壯如牛的。經過13天六次談判，雙方簽訂了《中日天津條約》，內容為以下三條：
1． 大清和日本在4個月內同時從北韓撤軍。
2． 雙方不再向北韓派遣軍事顧問和教練。
3． 日後北韓國內有重大變化，雙方在派兵以前需照會對方。
這個條約的要害在於承認了日本擁有了出兵北韓的權力。當時的李鴻章的想法是日本出兵漢城需要三天，而清軍到漢城只需一天半。所以即使日軍出兵北韓，清軍也能佔先機。但是佔了先機以後怎麼辦，李鴻章好像沒有考慮過。
縱觀19世紀末期中日外交，只能讓人扼腕。日本人不是沒有失敗過，但必須公平地承認日本人犯的錯誤少得多，而且明治時期的日本人和昭和時期的日本人不一樣，會靈活地隨著形勢的變化而修正錯誤。而大清號稱外交隨一的李鴻章和日本的伊藤博文，井上馨們比起來，未免相形遜色太多。這不得不讓人感嘆，明治時期的日本確實俊才雲集。
比如此時日本駐中國公使就是榎本武揚，而駐天津領事居然是以後的內閣總理原敬。
而大清卻是一再一再的失誤。1889年又出現了“防谷令事件”。
日本商人對於北韓半島米麥的囤積和搶購，使得北韓半島糧食價格飛漲，民不聊生。1889年鹹鏡道監司趙秉式突然宣佈禁止從元山向日本出口糧食。由於這個禁令，日本商人遭受了14萬日元的損失，日本政府向北韓國王提出了強烈抗議。但是北韓方面調查下來的結果是，國王不知此事，趙秉式只是執行袁世凱的命令而已。
袁世凱的想法或許沒有錯，但袁世凱沒有認識到世界已經由於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的出現而變得很小，而且還出來了“國際慣例”這麼個根據列強的價值標準而變化的怪胎。隨心所欲的行動除了授人以柄除外，得不到任何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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