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 京 風 雲
第五章 全國著名的“四大右派”
盧鬱文匿名信事件與反右鬥爭
盧鬱文，1900年12月生於河北盧龍縣柏各村的一個書香門第。從北平師範大學畢業後在北平教書，曾南下參加過北伐戰爭。後留學英國，歸國後，先後在北平師大、北京大學和民國學院等校任職。1944年張治中主政新疆，盧鬱文擔任新疆財政廳長。抗戰勝利後，擔任全國資源委員會企業委員、參事和立法委員會委員。
1949年4月1日，張治中率領南京國民黨政府代表團赴北平談判，盧鬱文擔任代表團秘書長。談判破裂後，當國民黨政府由京滬撤退時，他留了下來，並宣佈與國民黨反動政府斷絕一切關係。
新中國建立後，盧鬱文先後擔任國務院參事、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央委員、國務院秘書長助理、國務院秘書長等職。1968年11月6日，盧鬱文因心臟病在北京逝世，終年68歲。
盧鬱文一夜之間成為新聞人物，幾乎家喻戶曉、人人皆知，是因為1957年6月8日《人民日報》的一篇社論《這是為什麼？》
社論開篇寫道：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央委員、國務院秘書長助理盧鬱文因為5月25日在“民革”中央小組擴大會議上討論怎樣幫助共產黨整風的時候，發表了一些與別人不同的意見，就有人寫了匿名信來恐嚇他。這封信說：“在報上看到你在民革中央擴大會議上的發言，我們十分氣憤......你現在已經爬到國務院秘書長助理的寶座了，你在過去，在製造共產黨與黨外人士的墻和溝上是出了不少力量的，現在還敢為虎作倀，真是無恥之尤。我們警告你，及早回頭吧！不然人民不會饒恕你的！”
社論緊接著寫道：在共產黨的整風運動中，竟發生這樣的事件，它的意義十分嚴重。每個人都應該想一想：這究竟是為什麼？
我們所以認為這封恐嚇信是當前政治生活中的一個重大事件，因為這封信的確是對於廣大人民的一個警告，是某些人利用黨的整風運動進行尖銳的階級鬥爭的信號。這封信告訴我們：國內大規模的階級鬥爭雖然已經過去了，但是階級鬥爭並沒有熄滅，在思想戰線上尤其是如此......
社論尖銳地指出：在“幫助共產黨整風”的名義之下，少數的右派分子正在向共產黨和工人階級的領導權挑戰，甚至公然叫囂要共產黨“下臺”......在各民主黨派和高級知識分子中，有少數右派分子像盧鬱文所說，還想利用辱罵、威脅，“裝出‘公正’的態度來箝制”人們的言論，甚至採取寫恐嚇信的手段來達到自己的目的。但是這一切豈不是做得太過分了嗎？物極必反，他們難道不懂得這個真理嗎？
這篇社論是根據毛澤東的指示而寫成的，又經過毛澤東的精心修改。
由於這篇社論，恐嚇盧鬱文的信成了一個重大的政治事件。以這篇社論為標誌，此前在全國範圍內轟轟烈烈開展的整風運動戛然而止，中共反擊右派的行動正式開始。
1957年5月25日，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央小組擴大會議繼續舉行，進一步討論怎樣幫助共產黨整風。到會的有民革中央主席、常務委員和在京中央委員30人。
盧鬱文在座談會上發言說：怎樣幫助共產黨整風？現在自己不整風，光幫助領導黨整風，提意見很容易只看到別人的缺點，看不見自己的缺點，很容易片面。因此，他提醒大家在提批評和建議的時候，不要忘記我們是搞社會主義民主。他舉例說，最近民主人士對黨的領導提了許多意見，如機關中黨組織如何工作。這些意見看來雖然承認黨的領導，但恍恍惚惚又有擺脫黨的領導的意思。他提醒說，我們不要忘記，共產黨領導社會主義，我們走社會主義道路，這都是我們舉了手的！
他接著批判了章伯鈞的一個觀點：章伯鈞認為國務院開會不應拿出成品來讓大家討論，說這是形式主義的會議。盧鬱文說，章伯鈞先生的這個意見我不能同意。事先把文件經過各方充分協商，準備成熟，拿出來討論通過，這正是社會主義民主的特點，是它的優越性。
在談到黨與非黨之間的墻和溝的問題時，盧鬱文說，他自己在工作和生活中倒沒有感覺到墻和溝的存在，不過從一般情況看來，黨與非黨之間是有墻和溝的。他認為必須拆墻填溝。但是，只要有黨派，就會有界限的，完全沒有界限，那是不可能的。他同意拆墻填溝共產黨人應負主要責任，不過認為必須從兩面拆、填。
盧鬱文的發言當場就遭到譚惕吾的反對。譚說：幫助共產黨整風，民革成員應該是老老實實、誠誠懇懇，不能有任何虛假，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同志中間，舊作風還是少來一點！
會後對盧鬱文發言不滿的也大有人在。有人罵盧鬱文是“小丑”，是“百依百順”，“不帶腦袋”，“只會揣摩”，“專做小報告”，見人都打。
此後，盧鬱文收到了匿名信。
6月6日，在國務院秘書長習仲勳邀請黨外人士舉行的座談會上，盧鬱文首先發言，宣讀了這封匿名信，並表示：我不怕辱罵，不怕威脅，我還要講話。新華社播發了這次座談會的新聞。
公安機關後來對此事立案偵察並偵破此案。原來寫信者是北京大學歷史系學生楊秉功。楊秉功因此事而被逮捕，並以反革命罪被判刑。
據盧鬱文後來說，自從第一封匿名信被發表之後，他在6、7、8這三個月內，接到了匿名信30多封，從郵政局的郵戳來看，來自全國16個大中城市。
章伯鈞看了社論後對費孝通說：“恐嚇信怎麼嚇住了共產黨，值得這麼反擊。這社論是共產黨‘示弱於人’，共產黨這篇社論是輸了。”
但是，以毛澤東的眼光來看，這封匿名信就具有非同尋常的意義。他一直在等待著尋找一個適當的時機，向右派的“倡狂進攻”發動反擊，“匿名信”事件恰好適逢其時。
隨著整風運動在全國範圍的迅速展開，很快便出現了複雜的情況。極少數人乘“鳴”、“放”之機，大量散佈反對共產黨領導、反對社會主義制度的言論。這引起了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的警覺。毛澤東于5月15日寫出《事情正在起變化》一文，發給黨內高級幹部閱讀，開始在黨內吹風，醞釀開展反右派鬥爭。
5月15日的文章表明，毛澤東已經下了反右派的決心，並已經在黨內開始著手部署，但直到6月8日才開始公開採取行動。
毛澤東一直在尋找一個合適的時機來發動反右派鬥爭。從整風到反右畢竟轉的彎子太大，在全社會公開進行反擊右派的鬥爭無論如何也必須師出有名，名正言順，才能得到公眾的理解、擁護和支援。有著高超鬥爭經驗的毛澤東對此洞若觀火，何況當時他的個人威信剛剛受到一定的衝擊，還沒有達到發一言而動神州的程度。所以，恐嚇盧鬱文的匿名信事件一經報道，就被毛澤東抓住了，從而成為毛澤東發動反右派鬥爭的契機。
1957年6月7日，毛澤東找胡喬木和吳冷西到家中談話。二人剛在毛澤東的臥室坐下來，毛澤東就興高采烈地說：“今天報上登了盧鬱文在座談會上的發言，說他收到匿名信，對他攻擊、辱罵和恫嚇。這就給我們提出了一個發動反擊右派的好機會。”毛澤東接著又說：“這封恫嚇信好就好在它攻擊的是黨外人士，而且是民革成員；好就好在是匿名的，它不是某個有名有姓的人署名。當然，署名也可以作為一股勢力的代表，但不署名更可以使人們廣泛地聯想到一種傾向，一股勢力。本來，這樣的恫嚇信在舊社會也為人所不齒，現在我們邀請黨外人士幫助共產黨整風，這樣的恫嚇信就顯得不尋常。過去幾天我就一直在考慮什麼時候抓住什麼機會發動反擊。現在機會來了，馬上抓住它，用《人民日報》社論的形式發動反擊右派的鬥爭。社論的題目是《這是為什麼？》在讀者面前提出這樣的問題，讓大家來思考。雖然社論已經把我們的觀點擺明瞭，但還是讓讀者有個思想轉彎的餘地。魯迅寫文章常常就是這樣，總是給讀者留有餘地。”
毛澤東在那篇《這是為什麼？》的社論上又改了幾個字，要胡喬木在第二天的《人民日報》上發表，要新華社在當天晚上向全國廣播。
後來事態的發展證明了毛澤東選擇恐嚇盧鬱文的匿名信為契機發動反右鬥爭是成功的。匿名信激起了全國各階層民眾的強烈義憤。社論發表的當天，石景山鋼鐵廠職工、北京國棉二廠、北京總工會紛紛舉行座談會，對匿名信的卑鄙行徑表示強烈抗議，對種種反社會主義的言論進行駁斥......就連許多民主黨派人士也對寫匿名信的行徑表示極為憤慨。
一年以後，1958年8月25日，毛澤東在北戴河主持召開政治局常委會，討論炮擊金門後的局勢時說：“凡事要抓住機會。去年開始反擊右派是抓住了盧鬱文事件，批判《文匯報》是抓住了《新民報》作了自我批評。這次炮打金門，就是抓住了美軍登陸黎巴嫩。”
毛澤東為何要“引蛇出洞”？
1957年的反右派運動被認為中國的大逆轉，但這個“逆轉”的轉捩點到底在哪呢?
從表面上看，1957年6月8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這是為什麼?》，同日，毛澤東在共產黨內部發出指示：《組織力量反擊右派分子的倡狂進攻》，使一場開始一個多月的“鳴放”頓時夭折。緊接著，討伐右派分子的運動就一步緊一步地展開，運動的規模也越來越大，到1957年底才算基本結束，到1958年底才最後封刀。真是“雪壓冬雲白絮飛，萬花紛謝一時稀”，6月8日可以算是轉捩點了。對這一點，史家是不會有異議的。
但是，引人尋思的是，毛澤東上半年一而再，再而三，可以說是幾十上百次號召人家鳴放，鼓勵人家鳴放，在和黃炎培、陳叔通一起時，毛澤東對黃炎培說：“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只有人人都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為什麼一下子作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變呢?除他本人外，也許不會有第二個能確切地知道這個最高機密。
毛澤東平生軍事的、政治的、大戰場、小戰場經歷不知其數，他怎麼能為羅隆基的一句“小知識分子領導大知識分子”就沉不住氣而龍顏大怒呢?毋寧說為大魚遊入網內而高興的可能還更大一些。毛澤東是一個偉大的戰略家，正如陳毅在解放戰爭勝利前夕的詩中所說的“從來能兵觀遠略，於今籌劃賴雄才”，不論是對付國民黨的800萬大軍，還是對付中國的500萬知識分子，毛澤東都是偉大的戰略家。
對於毛澤東來說，他一生經歷過無數的挫折與屈辱，但是1956年2月召開的蘇共二十大給他的刺激也許是最大的刺激，因為這是他已經達到權力巔峰後的刺激。這個刺激看來支配了他晚年整整20年的生命。
1956年本來是毛澤東認為“大勝利”的一年。1月15日，北京公私合營的工人、店員、資本家、手工業生產合作社的社員，還有農民和各界人士共20萬人集合在天安門廣場上，鑼鼓喧天，鞭炮震耳。毛澤東在城樓上接受了北京市完成社會主義改造的喜報。北京市市長彭真宣佈“我們已經進入社會主義了”。用毛澤東的話來說，就是自1840年以來116年的奮鬥目標已經達到了。
毛澤東是永遠的革命家，一個目標的完成在他只是第二個目標的開始。這年剛開始，他就指示新華社要“把地球管起來”。人們深信毛澤東又要有一番新的宏圖大略了。
這年1月份，在中共中央召開的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會議上，周恩來宣佈中國知識分子絕大多數已經成為工人階級的一部分了。毛澤東在會議的最後一天講了話，他一方面說到中國各方面還落後，一方面提出中國“要在一二十年內趕上國際先進水準”，“最多一百年......應該成為世界上第一個文化、科學、技術、工業發達的國家”，並且一再提出共產黨就是“社會主義促進會”。毛澤東的心氣有多麼高，後來的大躍進已經開始在他腦子裏萌生了。
但是，1956年又是“多事之秋”，大大掃了他快快建設社會主義的興頭。2月14日至25日蘇共二十大閉幕後赫魯曉夫的揭露史達林問題的報告以及由此引起在東歐以至全世界共產主義運動內部發生的一系列事件，使毛澤東憂心如焚；國內方面，1956年1月20日《人民日報》根據劉少奇和周恩來的意圖起草的反冒進的社論。這篇社論送給毛澤東審閱時，他只在自己的名字上劃了個圈，並且寫了“我不看了”四個字。到1958年1月他在專門為此召開的南寧會議上說：“罵我的東西我為什麼要看?”周恩來多次受到批評。這件事他隱忍了整整一年，在反右派鬥爭取得大獲全勝後，才找到機會出了這口氣。
赫魯曉夫揭發史達林的報告，凡聽到或看到的人無不毛骨悚然。毛澤東發明瞭一個詞，說這是社會主義的“陰暗面”。但是，毛澤東是以史達林自居的人物，因此他對赫魯曉夫的報告作了兩點評價：“揭了蓋子，捅了漏子。”毛澤東此時的心情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喜的是指史達林的錯誤公開了，中共與蘇共歷史上爭論的是非也可以公開了。中共受蘇共的委屈也可以一舒憤懣了。現在世界上再沒有人可以壓在中共頭上指手畫腳、說三道四了。毛澤東要當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以致世界革命領袖的道路已經敞開了。
毛澤東懼的是，過去歷來被認為完全正確的蘇聯社會主義實際竟是如此陰森可怖。中國正在建設的社會主義是不是也會受到同樣的懷疑與指責呢?雖然他本人當時威望之高如日中天，但是他身後是不是也會遭到赫魯曉夫式的攻擊呢?
毛澤東的這塊心病越往後越清楚。
蘇聯揭露的史達林的統治，其黑暗不下于歷史上任何最專制暴虐的統治。毛澤東日思夜想，想走出一條比蘇聯好的路子來。
到了下半年，形勢有了變化。1956年9月15日，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幕了。在大會上，毛澤東沒有做什麼大的報告 只致了一個簡短的開幕辭，還是田家英起草的。其中的兩句話：“虛心使人進步，驕傲使人落後”，一直耐人尋味而又讓一些人捉摸不透。
中共八大會議上把七大會議上提出的與馬列主義並列的“毛澤東思想”從黨章中刪除了；八大文件中最重要的結論：“中國社會的基本矛盾是先進的生產關係和落後的生產力的矛盾。”這兩點，都是毛澤東不同意的。毛澤東直到一年多後才提出了他的異議。
在中共八大會議上，可以說，劉少奇、鄧小平已成了主導力量，這時已種下了後來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火種。
緊接著，這年十月發生了震驚世界的波、匈事件。其中波蘭因為黨的第一把手奧哈布自動讓位而完成了和平過渡。匈牙利則釀成了武力改變政權的暴亂。這時，毛澤東又發展出了赫魯曉夫“丟了兩把刀子”的思想。
毛澤東在八屆二中全會上說：“關於蘇共二十次代表大會，我想講一點。我看有兩把‘刀子’：一把是列寧，一把是史達林。現在史達林這把刀子，俄國人丟了。哥穆爾卡、匈牙利的一些人就拿起這把刀子殺蘇聯，反對所謂史達林主義。歐洲的許多國家的共產黨也批評蘇聯，這個領袖就是陶裏亞蒂。帝國主義也拿起這把刀子殺人。杜勒斯就拿起來耍了一頓......列寧這把刀子現在是不是也被蘇聯一些領導人丟掉了呢?我看也丟掉相當多了。十月革命還靈不靈?還可不可以作為各國的模範?蘇共二十次代表大會赫魯曉夫的報告說，可以經過議會道路去取得政權，這就是說，各國可以不學十月革命了。這個門一開，列寧主義就基本上丟掉了。”
匈牙利事件對毛澤東震驚之大是可以想見的。他在考慮社會主義的命運。作為一個63歲的老人，也會考慮到自己身後的遭遇。10年後林彪說的：“毛主席百年後，誰要發表赫魯曉夫那樣的報告，就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討之。”這大概就說到毛澤東的心坎裏了。但是現在，毛澤東日思夜想的是：中國決不能出匈牙利問題，決不能出赫魯曉夫。他開始為“打防疫針”而運籌了。這就是後來說的“引蛇出洞”，或“誘敵深入，聚而殲之”。
就在波、匈事件緊張的時候，毛澤東派他的秘書林克來新華社國際部徵求主任王飛和副主任李慎之對波匈事件的看法。李慎之提出了實行“大民主”的建議。毛澤東在幾天后，即11月15日八屆二中全會上批判了李慎之提出的“大民主”。但是毛澤東又告訴吳冷西說：“回去不要批評他們，他們是好同志，這不是幾個人的問題，是一個思潮。”李慎之後來當了右派，再回想起來，覺得其中大有文章。
李慎之的體會和判斷是：毛澤東的引蛇出洞的戰略部署起意于八屆二中全會而決策于省市委書記會議，前後過了一個年頭，跨度近兩個月。他在此後到6月8日近5個月幹的事就是“安排香餌釣金龜”了。
6月8日一聲令下，全國形勢一變而為到處抓右派。毛澤東以統帥的身份坐鎮中央，指揮若定。《人民日報》社論與黨內指示一篇接一篇，要求深挖黨內右派、文藝界的右派、新聞界的右派、司法界的右派......有人比作“十二道金牌”，有人比作“五日一小比，十日一大比”，各個單位都下達了要抓多少右派的指標(按在職人數的百分之幾的比例來抓)。戰鬥一年有餘，挖出了55萬右派分子，比毛澤東最初估計的4000多人多了百倍以上。
反右派鬥爭一開始就可以說大獲全勝。用毛澤東的話說：“基本群眾在我們手裏，軍隊在我們手裏。”幾個知識分子豈止不是對手，而且一上來就只有求饒的份兒。可是毛澤東不依，非要他們“繳械投降”不可。經過群眾一而再，再而三的批鬥，他們只好搜索枯腸，挖自己的反動思想，就像聶紺弩所說的“文章信口雌黃易，思想椎心坦白難”。許多自殺的右派分子就大多是實在熬不過這一番折磨而不得不“自絕於人民”的。
聽說，章伯鈞“叩頭如搗蒜”。其實，章伯鈞的頭腦要比許多人清醒得多，他在儲安平被批鬥以後，說過“盧(鬱文)這種人不過是一個小丑而已。我看胡風、儲安平倒要成為歷史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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