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載于1985年3月14日“中國時報”‧人間

　　有一天，去學生餐廳吃早點，看見校長親自站在那裏，檢查學生是否穿著不成體統的拖鞋出來。於是決定寫這篇文章。

　　這是在“中央大學”。“淚眼汪汪”的女生，則是在淡江大學。

　　這是一班大三的學生：聰慧、用功、循規蹈矩，標準的大學好學生。

　　看完期末考卷，批完論文報告，我把總成績寄出，等著學生來找我：零分或是100分，他們總得看著卷子的眉批，與我印證討論過之後，才能知道為什麼得了100分或零分。

　　假期過去了，新學期開始了，學期又結束了。

　　學生來找我聊天、吃消夜、談功課；就是沒有一個人問起成績的事。

　　有一個成績應該很好的學生，因為論文的注腳寫得零亂散漫，我特意大幅度地降低了他的分數，希望他來質疑時告訴他一個教訓：作研究，注腳與正文一樣重要。

　　但是他也沒有來。

　　等了半年之後，我忍不住了：“你們為什麼不跟教授討論成績？”

　　學生面面相覷，很驚訝我問了這樣一個問題。

　　“我們怎麼敢呢？教授會很生氣，認為我們懷疑他的判斷力，不尊重他的權威。去討論、詢問，或爭執成績，等於是跟教授挑戰，我們怎麼敢？”

　　那麼，假設教授打了個盹，加錯了分數呢？或是一個不小心，張冠李戴呢？或者，一個遊戲人間的老師真的用電扇吹考卷來決定成績呢？

　　逐漸的，我發覺在台灣當教授，真的可以“get away with murder”，可以做出極端荒唐過分的事而不致遭到學生的反抗，因為學生被灌輸了20年“尊師重道”的觀念；他不敢。

　　有一天，一個淚眼汪汪的女學生半路上攔住了我的車子：“有個同學扭傷了腳踝，你能不能送我們下山搭車回台北？我攔了三輛路人的車，他們都不肯幫忙！”

　　好吧！於是淚眼汪汪的女學生扶來了另一個淚眼汪汪的人，一跛一跛的，進了我的車。

　　下山只有幾分鐘的車程，可是車後兩個人拼命掉眼淚、吸鼻涕。受傷的哭，因為腳痛，想媽媽；沒受傷的也哭，因為她不知道如何處理這個情況。

　　事實上，這個驚天動地的“情況”只需要兩通電話：第一通打給校醫，第二通打給計程車行，如此而已。

　　我很驚異地看著這兩個女生哭成一團。她們今年20歲，正在接受高等的大學教育。

　　她們獨立處事的能力，還不到5歲。

　　開始的時候，課堂上問學生問題得不到回音，我以為是學生聽力不夠，於是我把英語慢下來，一個字一個字說，再問，還是一堵死墻；於是改用普通話，再問。我發覺，語言的問題其次，思想的貧乏才是癥結所在。

　　學生很用功。指定的小說或劇本上課前多半很盡責地讀完。他能把故事的情節大綱說得一清二楚，可是，當我開始問“為什麼”的時候，他就瞠目以對——不知道，沒想過。

　　他可以讀十篇愛倫坡的謀殺小說，每一篇都讀懂，但不能夠綜觀十篇整理出一個連貫的脈絡來。他可以了解蘇格拉底為什麼拒絕逃獄，也明白梭羅為什麼拒絕出獄，但這兩個事件之間有怎樣的關係，他不知道。他可以說出詩人艾略特對藝術獨創與模倣的理論，但是要他對王三慶的倣畫事件發表意見——他不知道，他沒有意見，他沒學過，老師沒教過，課本裏沒有。

　　我愛惜我的學生；像努力迎取陽光的黃色向日葵，他們聰慧、純潔、奮發，對老師尤其一片真情。但是，他們也是典型的中國學生：缺乏獨立自主的個性，盲目地服從權威，更嚴重的，他們沒有——完全沒有——獨立思考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