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云:器大者聲必閎，志高者意必遠。在紛紛把紐約和倫敦作為標桿之後，為了各自的世界金融中心夢想，一個龐大的金融城建運動正在上海、北京和天津三地共同啟動。從上海的陸家嘴東擴到北京的金融街西進再到天津完善解放北路，廣廈軒宇正競相負勢而起，交通基建正盤亙而生。

同時，為促進金融業發展而制定的財政補貼、稅收優惠、人才引進、住房保障等政策正擺放在各地主管部門的辦公桌上，或已經出臺；相關的金融市場發展計劃和機構引進動議也正在最新的修訂當中。

由是，在國內區域經濟合作和經濟金融全球一體化的雙重背景下，受歷史積澱與國際標桿的雙重激勵並圍繞自身的戰略定位，中國當下最具備區域國際化條件的三個特大城市，正競相加快自身定義的金融中心建設。而以金融城打造為徵象，國內金融權力版圖正演化產生新一輪的變局。

金融城、城市記憶與國際標桿

5月6日，北京市政府正式宣佈要建設有國際影響力的金融中心，並透露為此將打造“一主一副三新四後臺”的金融功能區新格局。時值上海為建設國際金融中心所舉辦的陸家嘴論壇召開前夕。

作為上述規劃的核心部分，北京擬將金融街打造成為主中心區，進一步聚集國家級金融機構總部。為此，北京此前已決定將其西進，把面積擴充到接近3平方公里；北京朝陽CBD則作為金融副中心區，繼續凝聚國際金融機構。

與之相比，上海的規劃則更為龐大。作為國家欽定的“國際金融中心”，時尚之都已經決定把陸家嘴東擴，屆時，將形成“一道三區”(世紀大道、陸家嘴金融貿易區、竹園商貿區、花木生態文化區)的發展佈局，規劃總面積將達到28平方公里。

縱覽上述規劃，從中均能發現英國倫敦金融城的影子，有向國際標稈看齊的意義。在評價上海的規劃佈局時，歐金倫敦投資有限公司特約經濟學家李俊辰指出，上述佈局與倫敦金融城佈局接近。

而對於北京的金融街西擴，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教授王曙光認為，這是參考英國倫敦金融城的當代發展而作出的未雨綢繆之舉。後者由於受原金融城規劃的限制，以至近年來出現辦公面積狹窄、交通擁擠的情況，與之一條輕軌相連的倫敦東區的金絲雀碼頭正發展成另一個金融機構匯聚地，其西部的梅菲爾和聖詹姆士則吸引了越來越多的對衝基金機構。

中國人民銀行研究生部博士生導師吳念魯教授提示說，不要小瞧一個城市的歷史。事實上，由這種歷史所累積起來的金融業傳統，以及國際聲望，會為一個城市的金融業的復興添助動力。

全球化、區域化和金融支點

儘管如此，龐大的金融城造城運動只是一個城市願景的面相之一。輻射國內區域經濟，進而成為具備國際影響力的區域性核心大都市，才是這些城市最為恢弘的目標，金融只是實現上述目標的道路之一。當然也許是最重要的道路。

“一個地區的經濟發展，高度依賴金融的積累和支援。當地的金融總量、市場的廣度和深度往往決定了一個地方的經濟發展速度、規模和水準。因此作為中國經濟增長第三極的環渤海要發展，就必須在北方建立一個金融中心。”南開大學經濟學院教授鄧向榮解釋說。

事實上，這正是當前國內各地爭建金融中心的根本原因之一。在觀歷了中國率先崛起的珠三角、長三角的經驗之後，以及參考國際案例，金融業的發達正成為當前中國各地主政官員心中的一個阿基米德支點，而這又正切合了中國新一輪的區域經濟發展大計。

從環渤海到京津冀，從東北振興到中部崛起，從西部開發到中亞合作，從北部灣再到泛北部灣，每一個區域的繁榮都迫切需要金融業的支援。在此背景下，在地域面積等同整個歐洲的中國大地上，出現多個金融中心並不為奇的看法正在形成共識。

而在此間，經由各地經濟發展所支撐的中國經濟總體復興，亦正呼喚一個與之地位相應的國際性金融中心的出現。而這一切，也正與中國推進的金融業縱深改革和全球金融一體化大勢息息相關，與中國正在謀求在國際經濟體系中的重新定位緊密勾連。

定位與籌碼

吳念魯援引國外案例指出，一國之內可以並存多個金融中心，如德國的法蘭克福、漢堡和慕尼黑；日本的大板、橫賓、東京等等。但以紐約和倫敦等頂級的全球性金融中心為例，國際金融中心一般只有一個，他建議從歷史和現實出發，國家應支援上海加快國際金融中心建設。

經過上世紀90年代浦東開發開放作為國家戰略實施以來，加上長三角地區的經濟發展，上海眾多的海內外金融機構雲集，已為當代區域乃至全國金融中心奠定了基礎。其不僅產業群全面，而且國際化程度高。

此外，上海還有國家戰略規劃方面的扶持。其被欽定為中國將來的“國際經濟中心”、“國際金融中心”、“國際貿易中心”和“國際航運中心”。與之相比，北京定位則是“國家首都、世界城市、文化名城和宜居城市”；天津則定位於北方經濟和航運中心，都並無國際金融中心的要求。

在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金融學教授潘英麗看來，三大城市在一定的金融領域各自具有部分的國內金融中心性質。上海以齊全的金融市場體系尤其是股票主板市場為主要特色，北京以金融決策和銀行中心為主要特色，天津則可能在國內中小企業融資方面形成各自的特色。但綜合各種情況，上海建設國際金融中心的條件更為成熟。

而在上海社科院部門經濟研究所副所長楊建文看來，金融是一個“市場+機構”的組合，機構跟著市場走，市場的輻射面則能夠超出區域範圍擴散到全國。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上海因為擁有比較發達的金融市場，因此建設國際中心的優勢更加明顯。

不過，這並非意味著北京和天津不可能在區域性金融建設的過程中把握機會。吳念魯指出，北京不僅金融總量大，而且匯聚了金融監管機構和各大金融機構總部，具有金融決策的資訊優勢和總部經濟優勢；天津被定位於北方經濟中心，其金融方面允許先行先試，兩者可以合建北方金融中心。

政策與變局

事實上，三個城市顯然已經注意到了自身的優勢與短板，並採取對策應對。在北京的最新規劃中，北京提出要爭建多層次的資本市場體系，支援建立全國性的場外交易市場，完善產權交易市場功能，促進商品交易中心在北京發展，推動股權投資市場發展。大力發展金融市場正成為最鮮明的努力。

天津則正著力發展各種類型的產業投資基金，發展私募股權市場，打造門類最齊全、鏈條最長的一個全球基金基地，並爭建全國性統一的櫃檯交易市場，探索綜合經營和離岸業務中心。

上海則在既有的優惠政策上，考慮制定和實施新的金融發展戰略，包括研究並推動金融創新試點，以及與其他國際金融中心合作和交流、營造金融文化氛圍，進一步力圖提升金融業發展的軟環境。

儘管業界普遍認為，由於擁有發達的金融市場體系和成熟的商業和文化環境，上海更有利於建設國際金融中心，但在尚須國家政策的一定扶持發展，以及其他城市競爭的格局下，中國金融版圖的未來走向仍然充滿變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