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敬璉：中國站在新的歷史十字路口

2012年02月14日 08:22
來源：《同舟共進》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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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敬璉 第九、十屆全國政協常委，經濟學家，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中歐國際工商學院教授。

□ 馬國川 資深媒體人、作家，有《大碰撞》、《告別皇帝的中國》、《風雨兼程：中國著名經濟學家訪談錄》等著作。

馬國川：2012年是鄧小平南方談話發表20週年。作為中國改革的重要參與者和推動者，您如何評價南方談話的歷史意義？

吳敬璉：要認識南方談話的歷史意義，首先要理解談話的歷史背景。1988年的經濟危機和1989年的政治風波以後，一些政治家和理論家把這次經濟和政治動蕩歸罪于市場取向的改革，指責“取消計劃經濟，實現市場化”就是“改變社會主義制度，實行資本主義制度”。於是，發生了改革開放以後舊路線和舊體制的又一次回潮。

在兩種思潮的激烈交鋒和“開倒車”的活動積極進行之際，鄧小平于1992年初發表“南方談話”，提出：“改革開放邁不開步子，不敢闖，說來說去就是怕資本主義的東西多了，走了資本主義道路。要害是姓‘資’還是姓‘社’的問題。判斷的標準，應該主要看是否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於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準。”

南方談話打破了 “姓社姓資”的偽命題，為確立市場經濟的改革目標鋪平了道路。 1992年10月，中共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宣佈，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接著，1993年11月的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提出了一整套實施市場化改革的方案。這意味著經過10多年的探索，中國改革終於進入了一個整體推進市場制度建設的新階段。

馬國川：《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明確提出，在20世紀末初步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這個目標是否如期完成？

吳敬璉：經過實施“整體推進、重點突破”的新的改革戰略，中國在20世紀末期把一個對世界市場開放的市場經濟制度框架建立起來。市場制度的初步建立，解放了長久為落後制度所壓制的生產潛力，使中國經濟實現了持續的高速增長。2010年中國GDP總量超過日本，躍居全球第二位；出口超過德國，躍居全球第一位。與此同時，人均可支配收入大幅度提高，成億人口脫離極貧地位。

馬國川：但毋庸諱言，在中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的同時，問題也很嚴重：資源短缺，環境破壞愈演愈烈；腐敗蔓延到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貧富差別懸殊，威脅到社會穩定。您曾把這種現象稱為“兩頭冒尖”。近年來，這種“兩頭冒尖”的情況大有愈演愈烈之勢。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

吳敬璉：我覺得1992年重啟的改革存在一個明顯的缺點，就是只著重經濟體制方面的改革，而不再像1980年代初期和中期那樣，將政治改革與經濟改革並提。這不但延遲了法治、民主政治等體制的形成，也使政府的經濟作用、國有經濟等方面的改革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由於國有經濟和政府部門的改革滯後，中國在20世紀末期初步建立起來的新經濟體制，便有一個重要的特點，就是市場經濟和統制經濟雙重體制並存：一方面，商品買賣和貨幣交換已成為社會通行的交易方式，市場價格引導相當一部分資源的流向，這意味著市場在資源配置中已經廣泛地發揮作用。另一方面，各級政府仍掌握著土地等最重要的資源和對企業微觀經濟活動廣泛干預的權力；一些重要行業也保持著國有企業的行政壟斷，這就意味著各級政府和政府官員在經濟資源的配置中依然處於主導地位。這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1)國有經濟仍控制著國民經濟的制高點(一般稱為“經濟命脈”)，國有企業在石油、電信、鐵道、金融等重要行業中繼續處於壟斷地位；(2)各級政府握有支配土地、資金等重要經濟資源流向的巨大權力；(3)現代市場經濟不可或缺的法治基礎尚未建立，各級官員有著很大的自由裁量權，通過多種手段對企業的微觀經濟活動進行頻繁的直接干預。

馬國川：現在，有一些人把這種以國有經濟主導國民經濟、強勢政府“駕馭”市場為主要特徵的經濟體制稱為“中國模式”。他們認為，這種在強勢政府掌控下的“半統制、半市場”的政治經濟體制，能夠正確制定和成功執行符合國家利益的戰略和政策，“集中力量辦大事”，創造了北京奧運、高鐵建設等種種“奇跡”，而且能夠在全球金融危機的狂潮中屹立不倒，為發達國家所爭羨，足以充當世界各國的楷模。

吳敬璉：我不同意這種觀點。中國當前的經濟體制，是一種既有市場經濟因素、又有大量舊體制殘余的過渡性的經濟體制。它既可能通過進一步的改革前進到法治的市場經濟，也可能蛻化為國家資本主義乃至權貴資本主義。正如前面所說，過去30年高速增長的奇跡來源於新生的市場經濟制度解放了人們的創業精神，而靠政府強化行政管制和大量投入資源實現的增長不但不能長期維持，而且早晚會造成嚴重的經濟社會後果。

第一，與強勢政府控制整個社會的體制相適應的粗放增長方式不可持續。

在這種增長方式下，雖然在一段時間內能夠依靠政府強制動員和大量投入社會資源，加上從國外引進先進設備和技術來維持高速增長，但這只是一種短期效應。近年來，這種增長方式造成的資源枯竭、環境破壞、內需不足、居民生活水準提高緩慢等問題愈演愈烈。改革開放以後，中國曾成功運用日本等東亞國家的經驗，採取低估本幣匯率等出口導向政策，用凈出口需求支援經濟的高速度增長。出口貿易刺激了沿海地區加工工業大量引進技術和雇用低工資農民工。現在，這些積極效應也已風光不再。和日本、南韓、台灣地區等最先採取出口導向政策的國家和地區經歷過的情況相同，中國在經歷了10來年出口推動的繁榮後，21世紀初期在微觀經濟領域出現技術進步緩慢、效率下降等弊病；在宏觀經濟領域，則出現了貨幣超發、資產泡沫生成和通貨膨脹壓力增大等病象。所有這些都警示人們：如果不能儘快打破體制性的障礙，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將不可避免地導致經濟和社會災難。

第二，各級政府日益強化的資源配置的權力和對經濟活動的干預，強化了尋租活動的制度基礎，使腐敗迅速蔓延和貧富差別日益擴大，官民矛盾激化，甚至可能醞釀社會動蕩。

在1988～1998年，中國經濟學家曾對轉型期間日益抬頭的腐敗現象進行深入的討論，提出通過市場化改革剷除尋租活動的制度基礎，防止中國上演繆爾達爾(Gunnar Myrdal)所說的“亞洲的戲劇”。1990年代初期商品價格自由化，曾經也阻斷了通過商品價格雙軌制尋租的“官倒”們的財路。然而，行政權力不肯退出市場，使尋租的基礎在許多領域繼續保持。由於體制的演進會有路徑依賴，一旦進入政府主導的路徑，從尋租活動中得利的特殊既得利益者，必然會力求推動“半統制、半市場”的經濟體制向國家資本主義乃至權貴資本主義蛻變。如果沒有步伐較大的改革阻斷這一路徑，使之回歸市場化、法治化和民主化的正途，就會鎖定在這一路徑中。而一旦路徑被鎖定，就會像諾斯(Douglas North)所說，除非經過大的社會震蕩，就很難退出了。

馬國川：兩條路徑涇渭分明，前景更是完全不同。問題在於，新經濟體制向哪一個方向繼續發展：是逐漸消除舊體制的遺產，向規範的市場經濟過渡，還是鞏固乃至擴大權力對經濟活動的干預，形成一種扭曲的經濟體制？

吳敬璉：這就是20多年來中國一直面臨的問題。在上世紀80年代中期，對經濟改革的目標有過不同的設想，其中最重要的是兩種： 一種屬意于“政府主導的市場經濟”，即“東亞模式”；另一種屬意于“自由市場經濟”，即“歐美模式”。大致說來，官員鍾愛“東亞模式”， 具有現代經濟學知識的學者嚮往“歐美模式”。不過，在改革初期命令經濟仍佔統治地位的情況下，兩者之間的差異並不顯得十分突出。而在命令經濟已被全面突破，市場的規則又還有待建立的情況下，它們之間的分歧就日益突出了。對於持後一種觀點的人們來說，改革的目標還遠未達到。他們要求堅持改革，進一步完善市場經濟體制，建設符合社會上絕大多數人，而不是極少數尋租者利益的法治的市場經濟。對於持前一種觀點的人們來說，改革的目的已經達到。特別是對於其中一些要求維護從尋租活動獲得的既得利益的人們來說，最合意的做法乃是進一步增強各級政府官員不受約束的權力，以便擴大尋租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