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零年代初期，我第一次來到西方。令我深感困惑的是，在現代西方文明中，對於臨終者幾乎都沒有提供精神上的幫助。在西藏，誠如我已經指出的，每一個人多多少少都認識佛教的崇高真理，也都與上師有某種關係。沒有那一個人去世時不受到社區或多或少的幫助。我聽過有許多西方人是在孤獨、極度痛苦和失望的情況下去世的故事，毫無任何精神上的幫助；我撰寫這本書的主要動機，就是把西藏具有療效的智慧，推廣給全體人類。人們在過世的時候，難道沒有權利要求不只是肉體，更重要的是精神方面受到尊嚴的對待嗎？去世時受到最好的精神關懷，這種權利難道 不是文明社會中的基本人權嗎？在這種臨終關懷變成大家所接受的規範之前，我們真的夠資格自稱為“文明人”嗎？當我們不知道如何以尊嚴和希望來幫助面臨死亡的人們時，把人送上月球的科技又有什麼真實意義呢？
精神上的關懷，並不是少數人的奢侈品；它是每個人的權利，如同政治自由、醫療協助、機會均等一樣重要。真民主的理想，在基本理念中，應該包括對每一個人提供相當的精神關懷。
在西方國家不管走到哪，我都很驚訝地發現人們對死亡的恐懼在心理上產生極大的痛苦，不管這種恐懼是否被承認。人們如果知道當他們躺在那兒等待死亡的時候，受到愛心的關懷，將多麼的安心啊！罹患不治之症的人們，一想到他們將要被當成廢物般丟棄，便感到無比的恐慌，而西方的文化竟然對死亡缺乏因應的能力，也否定任何精神的價值，這實在是太殘酷了。在西藏，為臨終者祈禱，並給予他們精神上的關懷，是一種很自然的反應；在西方，大多數人給予臨終者唯一的精神關注，卻是去參加他們的葬禮。
在人們最脆弱的時刻，卻遭到遺棄，幾乎得不到絲毫的支援或關懷；這是一種悲劇和可恥的事，必須改善。除非每個人過世時都能感受到某種程度的安詳；除非人們盡了某種心力要達到這個目標，否則現代的人們引以為傲的勢力、成就、全都是空洞不實的。在臨終者的床邊
我有個朋友從一所著名的醫學院畢業，開始在一家倫敦大型醫院上班。第一天，病房裏就有四、五個人過世。對她來說，這是一件可怕的事；她從來沒有接受過處理死亡的訓練。她的醫師養成教育竟然沒有給予這方面的訓練，這不是太可怕了嗎？有一位老人躺在病床上，孤零零地張大眼睛凝視著墻壁，沒有親友探視，他渴望有個人可以談話。她走過去看他。老人的眼睛充滿淚水，聲音顫抖地問了一個她從來沒有預料到的問題：“你認為神會原諒我的罪惡嗎？”我的朋友不知如何回答；她的訓練，讓她完全沒有回答任何精神問題的準備。她無話可說，只能隱藏在醫師的專業地位背後。旁邊沒有牧師，她只能癱瘓地站在那裏，無法回答病人渴望幫助和肯定人生意義的請求。 她在痛苦和迷惑中問我：“如果是你，會怎麼回答？”我告訴她，我會坐在老人身旁，拉他的手，讓他講話。我一再驚訝地發現；只要讓她說話，慈悲而專注地傾聽，他們就會說出非常有精神深度的東西，即使他們沒有任何精神信仰。每個人都有他自己的生命智慧，當你讓對方說話時，就是在讓這種生命智慧出現。我經常很感動地發現，每個人可以提供別人很大的幫助，來幫助他們發現自己的真理，這種真理的豐富、甜蜜和深刻都是他們從未料想到的。每個人的內心深處，都有治療和覺醒的泉源；你的工作就是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要把自己的信仰強加在別人身上，而是 要讓他們在自己身上發現這些泉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