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佛教與台灣社會的關係，已有專文論述（李丁讚，1995），基本上，台灣佛教向來被看作是與世無爭的‘出世教派’：(1)厭棄本土，盛讚他方世界；(2)散漫而無作為的教徒組織；(3)社會、政治、文化事業等甚少參與。
當然也可以有其他的發展線索，例如東初——法鼓山的聖嚴法師；佛光山的星雲法師；昭慧法師，可另述其傳承與發展。
光復初期台灣佛教的情形，依據東初（法鼓山主要繼承于東初）的考察報告：
‘台灣佛教有個基本的缺點，就是佛教徒的生活沒有嚴格的合乎佛制的規定，在家與出家也沒有明顯的界線。出家不需要削發受戒（指一般齋姑而言，甚至龍華派齋堂允許娶妻吃葷）就全部佛教寺院當中，不少的寺院裏，釋迦摩尼佛的旁邊坐的不是藥師佛，或阿彌陀佛，而是呂祖、玉皇、三官、女後，迷信神化的情形很顯然。釋迦摩尼佛弟子為人念《玉皇真經》，為人拜鬥，成為慣常的事.，在苗栗佛教會辦公式內張貼為人念《玉皇真經》、《血盆經》的告示。（《東初老人全集》五，〈了解台灣佛教線索〉，頁22-28。B1:4-5）。這些描述，與太虛法師所面對的問題，並無根本的差異。這就是印順法師與證嚴法師在台灣所面對的狀況。
1963年，證嚴法師，購買《太虛法師全書》的同一天，拜了這部全書的主編者‘印順法師’為師父。印順法師當年61歲，給了她‘證嚴’的法名，並告訴她既然要出家，就要時時刻刻記住‘為佛教、為眾生’——這六個字主導了證嚴法師的一生。（黃娟智，1995: 30-33）幾年前我曾對慈濟功德會做過一些觀察（張維安，1996），我發現‘人間佛教’強調入世的精神，使得佛教轉入一般信眾的日常生活，法師要信眾們繼續從事平日所做的事。就像Weber（1965）討論新教徒的‘入世禁欲主義’精神一樣，信徒們不但不遠離塵世，而且還要進入現世當中，與一般人所不同者在於他們帶著上帝的理念在凡塵中作為上帝的工具來改變現世。我們無意把慈濟功德會信眾與新教徒之間做系統的比較，但是慈濟功德會信眾有節制的日常言行，也具有相當進入此世而又拒絕此世享受與揮霍的性格，這是我們所不能否認的。
我所謂的進入此世，又拒絕此世的意思是，慈濟功德會信眾不但沒有遠離工作崗位，出家到佛寺裏去，或跑到深山裏去靜修、去沉思，反而是積極的投入平日的工作之中。對於生活世界的實踐，其影響力尤其的表現在‘拒絕現世’的特質上。慈濟人所共同遵守的‘慈濟十戒’就是一個例子：不殺生、不偷盜、不邪淫、不妄語、不飲酒、不抽煙、不吃檳榔、不賭博、不吸安非他命、聲色柔和、孝順父母、騎機車帶安全帽、開汽車係安全帶（趙賢明，1994: 203）。這些例證說明慈濟信眾生活於此世，而且要積極的參與此世的工作，但是卻又要拒斥現世裏的中一些習慣、作法，甚至於飲食習慣的節制與秩序，這就是一種徹底的，積極的從生活世界的日常實踐中來改變現世的作法。
關於入世的理念，證嚴法師說‘過去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我只在意日常生活中分分秒秒、當下即是的那一顆心、凡是以誠以正’（趙賢明，1994: 198）。這種重視入世與當下的精神，和積功德重視來世的看法有顯著的差異。這和重視當下的緣起法有相同的意義，從‘緣起的還滅’來看苦的生起和熄滅，一切都是因緣條件的和合與離散，因緣條件具備就生起，因緣條件離散就熄滅。從這個角度來看，緣起法是相當理性而且遠離巫術的觀點。不主張鬼神和風水的作用，一切皆在因緣的和合與離散之間來解釋。這種解法不同意將十二因緣區分為三世，因為這樣只能教人行善止惡，在此世種善因，甚至增加儀式的禱告來消業報，所作的一切都是為了過去和將來，卻無法使人脫離痛苦，無法真正看清當下的解脫，因為無法掌握住當下的‘生起’。三世因果的解釋，要把這種‘生’解釋為來世才受報，可能鬆懈了對於當下的反省，反而孳生了一些儀式、咒語等等外在的佛法。甚至於促使佛法孳生出迷信的特質。世間法的緣起解法，使得對當下的重視成為重要的修行重點，所以真正重要的地方，也就是要修行的地方，便是在這個煩惱的因緣生起的地方，他就在當下，不在來世或前生，因緣沒有出現，也就是沒有‘生起’，那麼煩惱便自然因而止息。重視當下的入世思想，使慈濟人在現世的日常言行中，遠離巫術與符號的操弄，而以俗世的言行來重建社會秩序！這與下一節強調日常言行的‘做’的功夫，或者以社區服務作為修行的儀式有密切關係。
證嚴法師詮釋佛理強調‘做’與‘日常言行’的功夫，並由此更進一步影響及社會面的可能性，就像白居易和鳥窠禪師的對話一樣，‘佛法不是用來說的，佛法是用來做的’（趙賢明，1994：201）。趙賢明（1994：218-219）
關於慈濟對台灣所帶來的寂靜的社會改革。
用‘從誦經到行經’來說明證嚴法師的這個特色。也可以從她平日最喜歡頌持的經典，看到佛教理念中的社會性，日常生活化，以及重視‘做’的特質：‘證嚴平日最常頌持的經典是，就是法華經和阿含經。阿含經是佛陀平常跟弟子講話的語錄，隨機指點，很生活化也很平易近人；而法華經所講的是菩薩道的精神，要學做菩薩就不能耽于聲色、不能光聽而不行，也不要當個阿羅漢，只修持自己，應該要同時救渡眾生，這是法華經的精華’。掌管慈濟文化志業的副執行長王端正所說：‘慈濟的宗教觀，在於自信化、人性化、社會化、生活化與力行實踐，其中力行實踐是最大特質’（黃絹智，1995：88）。人類學家盧蕙馨也指出，證嚴法師從不談高深的佛理教義，她以法華經為本，說法教示不外是如何發揮菩薩精神救苦救難，她的理念是‘佛法生活化、菩薩人間化’（盧蕙馨，1992：7）。慈濟功德會總管理中心的徐祥明說：‘上人說真正佛教徒的目標是要去實行佛教的理念，不只是去研究佛教本身而已，佛教的真正意義在於“做”（doing），在慈濟我們把語言付諸於行動’（Yun，1994：12）4。由此可知，除了宗教的理念外，入世、做、與日常言行，成為了解慈濟功德會不可或缺的面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