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在劉羨冰先生的主持下，澳門教育出版社出版了澳門中華教育會著名史家王文達先生（1901－1981）的《澳門掌故》一書。

“文章憎命達”，文達先生以“章憎命”為筆名發表的這部著作，是一部嘉惠後學的上乘之作。

關於石濂大汕，文達先生指出：

大汕，普濟禪院之開山祖也……

大汕，想是一個具有聰明才幹的明末志士，不過隱跡佛門，觀其既不落髮，亦不剃頭，不侍虜廷，亦不拘泥佛誡，詩文不避綺語，且曾遊歷海外，操習貿易經營。當時廣東常有糧荒之虞，汕嘗運安南谷米以救粵之不足。……

但其常與海外遺民義士交好，滿清朝廷實深忌之，奈無證據，致終以別罪誣陷之耳。因汕交結名流士紳太廣，若以謀抗清廷論罪，則株連必眾。而當時之名流，亦有故意詆毀大汕，以求洗脫被累者。當地官吏亦以回護當時之一班名流士紳，不敢深究，故大汕當年之反清復明事跡，早被一輩名流仕宦毀滅盡凈，已無可稽考也（注：王文達：《澳門掌故》，澳門教育出版社，1999年12月，第63頁。）。王文達先生的上述意見，其實是對廣東地區繼康熙十年（1671）爆發的方以智“粵案”之後，康熙四十一年（1702）石濂大汕笞刑並遣返嘉興一案的一種解釋。

這樣，對於近乎“已無可稽考”的石濂大汕的志士史跡，我們仍將不遺餘力地從現存文集、傳世書畫、傳世金石及澳門文物中，盡力搜尋。

本文是繼筆者于1999年出版《石濂大汕與澳門禪史》一書後，致力於此一搜尋工作的繼續。在這一工作中，得到中山大學呂永光先生、廣東博物館朱萬章先生、收藏家梁永基諸先生的指教，謹致謝忱。

二、大汕與大杲、錢澄之的志士心結

饒宗頤先生為拙著《石濂大汕與澳門禪史》題《序》有雲：“浪上人門下則兼繪事。其時皈命者，多以‘大’排名……其著聞者，石溪之為大杲，龔賢之為大啟，倪嘉慶之為大然，大汕正亦取大為名，故曾青藜序其詩謂‘燦（曾燦）與無可（方以智）同參浪上人（覺浪道盛），得知大汕為奇士’，其言非妄”。作者此書是在饒先生指導下完成的。出版以後，先生對作者優勉有加，謂“此書網羅宏富，立義公正”。又于台灣出版的《重印離六堂集小引》，饒先生謂作者此書“諸多創獲，譬如搜盡奇峰，……誠大汕之功臣也”（注：饒宗頤：《序》，見姜伯勤：《石濂大汕與澳門禪史》，上海學林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頁。饒宗頤先生制序，《大汕離六堂集》，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2000年，小引第1頁。）。在饒先生鞭策下，本文繼續進行大汕史事的考證。

考石溪之名為大杲，見於錢澄之《田間文集》卷二十一《傳》之《髡殘石溪小傳》（注：《錢澄之全集》之六：《田間文集》卷二十一《髠殘石溪小傳》，第423∼424頁，黃山書社，1998年。），傳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