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汕《海外紀事》卷三，記其于廣南（越南）為《寄丁常侍浛光榷使》五古一首（注：大汕撰，余思黎點校：《海外紀事》，中華書局，1987年，第49頁。），詩云：

……眠花犀象多，齒角亦可取。孔雀啄花藤，龍腦奇楠樹。以斯貨四方，因之集商賈……問我中朝彥，承恩近誰溥。為述丁黃門，奉命來大庾。耳目寄親臣，邊關托肺腑。衣賜禦袍新，天廚分玉脯。本朝清華士，如此不多數。浩浩恩波長，行將及海滸。使來正采風，旦暮還入輔。大越請貢心，歸為陳縷縷。此浛光稅廠之榷使丁常侍，又稱“丁黃門”。黃門即宦官，可知明代以宦官為稅廠之稅使的陳法，在清初仍有所保留。“耳目寄親臣，邊關托肺腑”，則此丁宦官是皇家耳目。大汕為了把廣南請貢的資訊上報，不得不啟用這一渠道。

關於浛光稅廠的來歷，可追索如後。康熙八年（1669），將明代設于南雄之太平橋廠，移至韶州府城，改名太平關，隸戶部。設太平（東關）、遇仙橋（西關）、浛光廠三個分關。丁黃門奉命來大庾嶺，公開的身份是“浛光榷使”。

值得注意的是，清初一直利用宦官和包衣將各種資訊集中到皇家。而反清志士的活動，猶為其所注意。康熙十年方以智“粵難”發作時，黃門宦官參與發案，“執法但言功令密”。大汕與丁黃門之類宦官的交往，也使他早已成為朝廷注意的對象。

當顧炎武的外甥潘耒因向大汕求賄不得而大肆攻訐時，鈕秀已看出大汕已遭殺身之禍。鈕秀《臨野堂尺牘》卷三《復潘稼堂〈耒〉》有雲：

（大汕）雖犯來顏，巷逆至鄒鄉處，以汪汪之度，何所不容！……奏之於朝，定膺方旦之誅；攻之於野，即化善卷之燼。奮椎請劍，也豈無人，其不足復芥錦心，而污採筆也明矣。果然，大汕的死於押解途中的悲劇結局，不出鈕秀所料。

何芳川先生指出：“學術界一般認為，1415年葡萄牙人佔領休達，標誌著近代殖民主義的開端。可以說，葡萄牙人乃是近代殖民主義擴張大潮的第一前導者。近代殖民主義的第一次浪潮發生在16世紀。葡萄牙人就是乘著這次浪潮繞航好望角，經過東非、印度、馬六甲而來到東亞，又是乘著這次浪潮，在西太平洋地區經營起以澳門為中心的近代太平洋貿易網的”（注：何芳川：《澳門與葡萄牙大商帆—葡萄牙與近代早期太平洋貿易網的形成》，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第111頁。）。

何芳川先生又指出；“亞洲各國的商人，早就在西太平洋海域建立了一個古代半環形交通網和貿易網。因此，我們可以講，在太平洋地區準備世界市場時，西班牙人的工作，是獨立進行的；而葡萄牙人的工作，是在亞洲古代各民族準備的基礎上進行的”（注：何芳川：《澳門與葡萄牙大商帆—葡萄牙與近代早期太平洋貿易網的形成》，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第107頁。）。

而大汕于17世紀末在南海及廣南（越南）的航行，是順應了清代海禁初開的潮流，為發展這一半環形交通網和貿易網作出了可貴的貢獻。同時，又在殖民主義來潮面前，堅守中國文化。而為了這一航行的順利進行，大汕不惜結交掌管稅關的宦官榷使、差官等，以致引來殺身之禍。

但是，大汕對歷史的貢獻是值得後人敬重的。而王文達先生在《澳門掌故》這一大著中，把《普濟禪院之歷史研究》列為專章，則是極有見地的。今天，普濟禪院與“大汕宗風”，已成為在澳門這一中西文化交匯之地堅守和弘揚中華文化傳統的一種有力象徵，人們越來越深刻地認識到大汕為歷史進步所作出的傑出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