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和現象 “鐵腕”執政功與過

仇和可能是中國當代名氣最響的市委書記。他在主政宿遷時的一系列超常規的激進改革使他被譽為“最富爭議的市委書記”。仇和是中國官場的另類標簽，其標簽效應，也隨他升遷一次次放大。如今已是雲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書記的仇和在講話中要求，各縣市區、各部門“一把手”，要在新聞媒體上公開亮相，作出承諾，並將姓名和聯繫方式一併公佈，接受群眾監督。兩天后，昆明媒體紛紛用整版公佈了從市委書記、市長到5區、1市、8縣及市直各部門黨政領導班子成員的聯繫電話，同時詳細刊登了各領導的職務分工情況。這份公開的昆明官員通訊錄很快銷售一空，仇和新政的氣象開始在春城流佈。

“仇和現象” 人治還是法治？

在講究“中庸”之道的的中國，“木秀于林，風必摧之，堤高於岸，水必湍之”是整個官場的普遍現象。仇和作為一個銳意進取敢做敢為的冒尖者，整肅官場風紀的淩厲性格，以及雷厲風行的辦事作風，是這種官場作風中的典型“異類”。按一般的道理和規則來說，這樣的官員應該是走不遠的。但是，仇和這樣一位在大家看來很個性的官員，在不到兩年的時間，竟然三級跳，從宿遷市委書記到江蘇省副省長，再到雲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書記。可以說，仇和的仕途顛覆了很多人的預料，也形成了一種“仇和現象”。

網上最近流行著仇和語錄。這些語錄讓有些人感到欣喜，讓有些人感到害怕。剛到昆明赴任時，仇和就說：“我到昆明工作，人地兩疏，和大家無親無故；從未共事過，與大家無恨無怨；隻身一人，無牽無挂；所以，工作必定能無恃無畏。”

仇和“零容忍”與鐵腕治吏

“掃除一切阻礙發展的思想障礙，清除一切影響發展的制度瓶頸，大力推進市場化取向的改革，徹底改變一切束縛發展的做法和規定，堅決革除一切影響發展的體制和機制。”剛接任昆明市委書記的仇和如是表態。

果然，上任不到百天的昆明市委書記仇和有了新動作。昆明呈貢縣投資促進局副局長蔣文輝在市裏的專題講座上，因打瞌睡被市委書記仇和當眾點名批評；2月22日，蔣文輝辭去縣投資促進局副局長職務。此次昆明市以“零容忍”的態度處理會場陋習，讓人看到了激發官員積極性的有效途徑。

黨委書記的權力與監督

黨委書記的各種權力中，最厲害的是用人權——可以派生出很多權力的“權力之母”。不管理論上講有多少任免程式，有多少選拔規定，在個別地方，只要書記想用誰，他總能想方設法把你送到那個位置。那麼，黨委書記的權力缺乏監督又嚴重到什麼程度？通俗一點說，如果一個黨委書記不能自覺自律，是沒人管得了的，所以書記敢於挑戰法律的事件一再上演並不奇怪。

到了常委會層面，雖說名義上是集體領導體制，但是書記之外的常委們，他們被安排在這個位置，主要是配合書記完成分工的工作，接受書記的領導，要講“配合”、講“團結”。對書記進行監督，充其量只能算是“副業”。因此，黨委集體行使權力，很容易演變成書記一個人行使，集體負責製成了首長負責制。黨委書記本來是不應被稱為“一把手”的，但現在他不但成了“一把手”，在個別地方，甚至成了說一不二的“一霸手”。

後記：季衛東曾經撰文就仇和現象表達了他的看法。他說，應該承認仇和現象確實還是很有些不同凡響，確實有掃蕩衙門暮氣之效。然而過去的成功卻並不能擔保將來的正確，引進工程更代替不了振興產業。必須清醒地認識到，隨著中國社會日益複雜化、流動化、國際化，僅靠領導拍腦袋的決策方式和政府颳風暴的管理手段，已經越來越不能應付裕如。尤其是在辦事節奏加快、政治週期縮短的語境，國家的中長期發展戰略以及社會的根本利益很難得到充分的、週密的統籌兼顧，“一言堂”太容易鑄成事與願違的大錯。

的確，仇和是一位改革家，但並不是所有的地方都能誕生這樣的改革家。昆明老百姓曾言，求天求地不如仇和。假如仇和走了，我們是否還能期待另一位仇和呢？似乎我們還停留在“人”而不是“制度”的層面上。從短期效應而言，人的作用更加明顯。由於目前我國還處在市場經濟和法治並不成熟的階段，仇和的價值不僅僅在於為政一方，發展落後地區，而且也在於為體制如何改革進行探索。從這個意義上說，仇和現象更值得我們思考。當市場經濟循序發展，黨內民主和監督體制機制得到健全之後，無論再出多少個仇和，也就不值得驚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