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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宋元時期中日兩國的交往。
西元960年宋王朝建立，西元979年太宗統一了中國。日本東大寺僧裔然于永觀元年(西元983年)乘吳越陳仁爽、陳仁滿的船到中國，受到宋太宗的接見。西元988年商然派弟子嘉因來宋，向宋帝獻禮物。延久4年(西元1072年)，成尋及其弟子7人搭宋商船入宋，到天台山國清寺巡拜，還受到宋神宗的接見。神宗委託成尋的弟子帶給日本朝廷一封親筆信和不少禮物，表示謀求睦鄰友好的意願。承歷2年(西元1078年)日本政府遣答禮使僧仲回乘宋商孫忠的船隻持復信回訪，兩國關係走向正常化。平安末期逐漸走向正常化的日中關係，鐮倉幕府繼續予以推進。鐮倉幕府積極與南宋貿易的主要原因是獲取南宋的銅錢，因為那時日本自己不鑄造銅錢，國內流通的主要貨幣是宋銅錢。
西元1260年忽必烈(成吉思汗之孫）成為蒙古國王。西元1267年遷都燕京(後改稱大都，即北京)。西元1271年改國號為元。西元1268年他命高麗使者持書赴日，書中表面上要求建交，實質是效令日本朝貢。京都朝廷幾經研究，末予回答。西元1274年和西元1281年，忽必烈兩次派兵征服日本，結果都應為颱風而失敗了。中日關係遂告中斷。
五、 明朝時期複雜的中日關係： 倭寇與勘和貿易
倭寇主要由鐮倉時代以來西部一些名主、莊官、地頭為核心的純海盜幫以及武裝商人集團和遊民等構成。他們在西部豪族的組織下，以對馬、壹歧、北九州的松浦和瀨戶內海為據點，侵掠北韓半島和中國大陸沿海地方。從13世紀上半期至16世紀中期活動了300餘年之久。
西元1369年(明洪武2年，正平23年)3月，倭寇與沿海海盜搶掠山東、江浙、廣東，朱元璋派楊載帶國書赴日交涉，要求征西將軍懷良親王鎮壓倭寇。懷良親王非但不理，反拘殺明使，自此倭寇更猖獗，竟經山東南下，轉掠浙江溫(永嘉)、臺(臨海)、明(部縣)諸州、及至福建沿海。時懷良親王又暗助明左丞相胡惟庸謀反，圖謀“一舉幹掉明主”。西元1387年(明洪武20年，元中4年），寧波衛指揮林賢借日兵助胡惟庸謀反事件被揭露，明太祖遂絕日本貿易，嚴海禁，遣將剿禦倭寇。
足利義滿統一日本後，為滿足日商恢復對明貿易要求和日本上層階級對明代商品嗜愛，同時為利用對明貿易充實幕府財政，政治上借助明帝國的聲勢鞏固將軍地位，決心恢復對明邦交。於是下令九州探題取締倭寇，並于應永8年(西元1401年)5月以博多商人肥宮及僧人祖阿為使臣赴南京，致書惠帝，表明恢復邦交意願。應永11年 (明永樂2年，西元1404年)，明成祖允許日本以朝貢形式同明貿易，併為防止倭寇溫水摸魚，規定“勘合之制”，也就是所謂《永樂勘合貿易條約》。
以朝貢形式進行的勘合貿易對日方非常有利。明政府對此種貿易不只減免關稅，且承擔“日本國王”使節及其眾多隨員(實際是商人)在明期間全部食宿費用，發給衣服，免費供應他們歸途一個月的海上旅程用糧。部分貿易品是以足利將軍向明帝貢獻方物、明帝回贈“頒賜物”的方式進行交易的，一般說來，回贈品的價值大大超過貢獻方物的價值。
應永15年(西元1408年)義滿死，其子義持繼任將軍後，立即改變對明的外交貿易政策，中斷日明關係。此後倭寇劫掠明沿海的活動又繼猖獗。正長元年(西元1428年)義持死，新任將軍義教決心恢復日明邦交，永享4年(西元1432年)任命入日明僧龍室道淵為正使，攜帶國書赴明。次年(西元1433年)5月龍室到北京，向宣宗獻方物和國書，在北京簽訂《宣德貿易條約》，以代替《永樂條約》條約規定10年一貢，貢船不超過3艘，人員不超過300，刀劍不超過3000。同時以宣德勘合代替永樂勘合，此後日明貿易正常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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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昌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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