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衛書記，尊敬的羅省長，各位領導，大家好！非常高興能到海南參加這個理論研討會，也是我一個學習的過程。我這兩天到下面看了一下，我聽到下面對省的領導反映還是非常好的。我是一個學者，有什麼問題我肯定會很真實地講。我這幾年來海南還是比較多的。海南的中改院是很重要的平臺，積聚了很多專家，國家一些重大政策的制訂，和海南這個平臺提出很多建議是息息相關的。據我所知中央是非常關注海南的。特別昨天看了你們全委會通過的三個決定，包括市管縣的，包括公共服務均等化，包括加快海南又好又快發展的，這三個決定對未來海南會產生很深遠的影響。

下面我想圍繞改革開放需要新的思想解放談一點看法。完全是和大家交流。

一、思想解放為改革開放開闢道路

中國的改革發展到了現在，三十年了，我認為是一個坎。我在前兩年寫的文章和我們學院的省部長班上講課中,多次講到中國的改革已經進入了一個戰略轉折期，這個戰略轉折的重要標誌之一，就是改革的重心正在悄悄發生轉移。如果說過去20多年中國改革一直是以經濟體制改革為主導的話，到後來，大家看到政府越來越成為社會矛盾的中心，成為社會矛盾的聚焦點。所以我領會，從2005年中央制訂“十一五規劃”開始，改革的重心正在發生某些變化。

2005年中央在制訂“十一五規劃”的時候做這樣的判斷，指出“未來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將成為全面深化改革，擴大對外開放的關鍵”。按照我的理解，這個判斷就意味著，以政府自身為中心的行政改革，將要上升到更重要的位置。這是我們改革面臨戰略轉折期的一個重要標誌。從十七大召開之前總書記在中央黨校講話開始，一直講“四個堅定不移”，就是“堅定不移地解放思想，堅定不移地堅持改革開放，堅定不移地落實科學發展觀，堅定不移地為小康目標而奮鬥。”我認為這“四個堅定不移”就是中央的大局，而第一個就是強調解放思想。如果說這次思想解放是從廣東發動的話，那麼我們可以認為，海南現在也加入其中，這是我的整體判斷。我下面講三個觀點，我也會解讀汪洋在廣東搞這場思想解放最終的方向。

解放思想為改革開放開闢道路。現在我們注意到，從改革開放開始，中國就通過思想解放為改革開放開闢道路。我記得非常清楚，1978年當時我在一個宣傳部門工作，看到《光明日報》發表這篇《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文章，感到非常振奮。那個時候，這篇文章雖然是以哲學命題的，但實際上是以鄧小平為代表的老一帶革命家發動的。現在看來，這場思想解放的方向是非常清楚的，就是要針對十年文革，針對階級鬥爭為綱，針對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通過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大討論，來否定這三個東西，實現黨和國家工作重心的轉變。正是通過這場討論，否定了這些脫離中國實際的理論，我們才順利實現了黨和國家工作重心的轉移，最終找到了改革開放這條道路。據此，我們完全有理由認為，如果沒有這場思想解放，中國不一定會在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走上改革開放的道路。

從中國近代歷史的發展來看，五四新文化運動所代表的思想解放就來之不易。有人說近代先進的中國人是“頭朝地看西方的”。在西方，以義大利的文藝復興為標誌的思想解放，不僅衝破了中世紀的黑暗，催生了資本主義，同時直接成為1640年英國革命的先導，在此基礎上才產生了英國的工業革命，一直到1789年法國大革命，資產階級整體登上了政治舞臺。而近代科學技術的結構沒有出現在科技長期領先的中國，而出現在地中海周邊——歐洲，這是一個非常值得人們深思的現象。但是當資產階級走上政治舞臺，用物化了的科學技術造出來的先進武器征服中國的時候，當時的中國人是看不清楚的，魏源、龔自珍這些最早睜眼看世界的人，看到的是先進的武器，說我們什麼都好，就是武器不行。我們是大刀長矛，所以打不過人家的船堅炮利，我們學人家造武器就行了。“洋務運動”搞了幾十年，在後中日甲午海戰中中國人一敗塗地。這時候先進的中國人才逐步明白了起來:認為西方的武器先進是因為人家後面有先進的制度，有先進的科技。學習人家先進的制度更重要，這才有康、梁的變法，改良派的改良。改良派借助一個沒有實際權力的皇帝，最終也失敗了。這時候孫中山看到光靠改良是不行的，要靠武力來推翻這個政權才有出路。然而，辛亥革命雖然推翻了滿清政權，但是並沒有改變中國的社會結構，直到1919年，先進的中國人才認識到思想解放的重要性，通過新文化運動，開始補思想解放這一課。所以我們說，近代先進的中國人是“頭朝地看西方”的，一直想學西方，師夷技長以治夷，但是一直沒有學到真經。到1919年“五四運動”才出現中國第一次大的思想解放。而西方是先有思想解放，有政體革命，有產業革命，再有資產階級登上政治舞臺。他們的發展是一種常態，而中國的思想解放直到最後才出現。從近代中國思想解放刪刪來遲，我們可以深刻地感受到思想解放的極端重要性，從這個意義上我覺得，1978年這次思想解放對後來中國所產生的影響，是非常深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