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君子動口不動手”，還是“該出手時就出手”，這成為兩國知識分子乃至兩國國家特性的分野。中日兩個民族在甲午戰爭中的首次對決，不僅是軍事PK，也是立憲制度與專制制度的PK，更是兩國知識分子之間的PK。
“崇文”與“尚武”的分歧，造成中日兩國知識分子在向西方學習過程中的巨大差異。
從不惜暗殺的“義和團”，到阻止攘夷而被人看做是“賣國賊”，再到明治維新的大功臣，伊藤博文和井上馨的跌宕心路，正是那個時代日本知識分子的寫照。在這個心路歷程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日本知識分子在時代的劇烈變化面前，順應潮流，放下身段，改變了自身
在中國的大多數知識分子看來，中國的落後，無非是在“船堅炮利”等物質文明方面，而政治制度實在是太優越了。中國的執政者和知識分子們，並不認為自己也需要“變臉”。號稱同文同種的中日兩國知識分子，就這樣開始了悄悄地分道揚鑣
■《先鋒國家歷史》特約撰稿 雪兒簡思（澳大利亞）
甲午戰爭後日本靖國神社大祭（1895年圖）
“日姦”伊藤博文的變臉
憤怒
1863年5月10日，日本馬關海峽。
美國輪船“彭布羅克號”（Pembroke）因退潮而下錨，等候夜潮到來。天色漸暗，兩艘帆船悄悄駛近美國船，突然開炮。這是長州藩的軍艦庚申丸、癸亥丸，奉命進攻“夷船”，打響了“攘夷”的第一炮，掀開了日本式“義和團”運動的序幕。此時，距離日本在美國武力下被迫開國正好十年整。
十年來，這場被動的“改革開放”，造成日本國內政治經濟的極大混亂，以批判幕府開國政策為主的“攘夷派”，結合以孝明天皇為首的朝廷，對幕府發起挑戰，“尊王攘夷”（日本式的“扶清滅洋”）運動風起雲湧。攘夷派“挾天子以令諸侯”，逐漸佔據上風，迫使幕府宣佈攘夷，攘夷派佔主流的長州藩便成為這場運動的急先鋒。
“彭布羅克號”猝不及防，只好砍斷錨鏈倉皇而逃。隨後幾天，法國軍艦“建昌號”（Kien-Chang）、荷蘭軍艦“梅杜薩號”（Medusa）也先後受到炮擊。西方突然發現，自己面對著一個憤怒的日本。
馬關炮響後兩天，5月12日的深夜，五名年輕人受長州藩藩主密令，在橫濱躲過了幕府官吏的檢查，悄悄登上了怡和洋行的商船基魯雪基號，轉道上海前往歐洲秘密留學並考察。
大上海的繁華令這些第一次出國的日本青年大驚失色，動搖了他們的攘夷觀念。他們看著如此眾多的“洋船”，感慨到:“這些船如果一旦都闖進日本來，究竟日本該怎麼做才好呢？攘夷嗎？那不可能！”
這群年輕人中，就有後來著名的伊藤博文和井上馨。
就在這些年輕人徜徉于繁華的倫敦，醉心學習英語和西方技術的同時，他們的家鄉正在遭受著劇烈的變化。
美國和法國海軍先後進行了小規模的報復，長州藩幼稚的海軍受到重創，炮臺嚴重被毀。西方的堅船利炮震撼了長州各界，農民、町人也紛紛被武裝起來，等級被進一步打破，後來在明治維新中作用巨大的“奇兵隊”（與正規軍“正兵”相對而言）就是在此時應運而生的。
與此同時，日本另一大藩薩摩藩也與英軍發生激烈衝突，史稱薩英戰爭。薩摩藩在英軍的優勢軍事力量面前大敗，被迫簽署和約。隨後，以會津、薩摩兩藩為中心的“公（朝廷）武（幕府）合體派”發動政變，將以長州藩為中心的尊王攘夷派逐出京都，內戰爆發。
長州藩此時仍維持攘夷，封鎖了馬關海峽。長期的封鎖，最終激怒了在日本有巨大經濟利益的英國。次年（1864年）英國駐日公使阿爾托克（Rutherford Alcock）提議，與法國、荷蘭及美國聯合採取軍事行動。 “四國聯軍”很快組織了十七艘軍艦，準備大舉進攻長州。
身在英國的伊藤博文和井上馨得知消息，深為國內局勢擔憂，認為日本要與四國抗衡，絕對是以卵擊石。他們遂決議返回日本，試圖運用自己與英國和藩主的聯繫管道，既阻止攘夷這樣的“義和團行動”，也阻止“四國聯軍”的軍事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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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雪兒簡思
編輯：
劉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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