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日本是今日中國的鮮明參照:在極度自負和自卑中搖擺，渴望被承認。

《日本第一》是一九七九年的出版物，將“日本人論”推向了一個高峰。在三十年的時間�堙A世界看到了日本戲劇性變化。一開始，它是戰敗之國，到處是殘垣斷瓦，空氣�媊せ熊菬S落與衰退，美國將軍麥克阿瑟像是再造的英雄，日本人以崇敬的目光注視著佔領者美國人。

接著，日本人發現自己的恭敬並沒有得到對方的回饋。他們聽到了麥克阿瑟在國會上的輕篾模擬:“以現代文明的標準衡量，與我們四十五歲的成熟相比，他們還像是十二歲的孩子”，這幾乎是打在他們臉上的響亮耳光。他們也聽到了歐洲與美國對於“日本製造”的看法——只是廉價品的代名詞。

但是不到二十年的時間，日本不再是孩子，而是一個新的經濟超級大國。當首相池田勇人一九六零年宣佈“所得倍增”計劃時，沒人能想到不到十年，它就實現了，日本成為僅次於美國的第二大經濟體。

也沒人能想到，日本的汽車與電子產品，開始涌入西方市場。

此刻的日本，就像明治維新的另一個翻版。在十九世紀的三十年的變革之後，日本從一個被迫打開口岸的國家，變成了一個可以擊敗西方國家的亞洲國家——沙俄帝國不管怎麼脆弱，它也是白人的歐洲國家。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的日本，瀰漫著對日本人與日本社會特殊性的論調。它在經濟上的迅速崛起，要歸咎於日本與西方截然不同的文化。它與西方，是群體和諧與個人主義的對應，是思維中重視主觀直覺對理性推論，是重視調解對熱衷訴訟……總之，日本是獨特的，是西方人難以理解的。

二戰後的氣氛改變了，那時日本一心希望變成西方的翻版，希望依靠他們的價值觀改變了自己。此刻的氣氛，更像是一九三零年代，那時整個日本陶醉於“大和魂”，為自己的與�慾ㄕP歡欣鼓舞。

標榜自己與眾不同的“日本人論”，到了一九九零年代初，不再有人談了。勢不可擋的日本擴張力量，隨著泡沫經濟的破滅而暫時終止了。那些曾經被西方人與日本人自己津津樂道的終身雇傭制、集體精神、服從意識，開始被視作過時之物。

戰敗—復興—破滅，在這起伏跌宕的變化中，日本人的性格得到了再好不過的展現。它像是個劇烈的鐘擺，在極度自負和自卑中搖擺。是自卑還是自負，完全取決於外界的判斷——比它更強大的外界力量。那本《日本第一》，之所以讓日本人狂喜的，是因為它是一位哈佛大學教授撰寫的。

種種歷史與社會形態，造就了日本人的性格。它是單一的島嶼民族，具有天然封閉性。但其中一點或許至關重要。以集體取代自我，造成了自我發展的不成熟，欠缺自我的價值觀與主張。這使他容易依賴外界的判斷，傾向於服從權威。從對天皇體制的效忠，到對戰勝國美國的崇拜，這其中似乎沒有任何障礙。

此刻的中國，不也正充斥著一股“中國第一”的氣氛嗎？北京奧運會的成功，正讓一種新的“中國特殊論”涌現。極權式的集體主義或許更適合中國，政治高壓與經濟發展可以並行不悖，中國必將取代美國……

而且，這一切自滿來源於“《紐約時報》也這樣說”，整個世界被中國的效率震驚了，也來源於美國正經歷的金融危機，歷史力量的天平似乎正在向中國擺過來。

但是，日本的參照仍鮮明的擺放在那�堙C在“日本第一”的一九七零年代，正是美國一個自我調整的悲慘年代，石油危機、越南戰爭、白宮醜聞，一切讓美國顯現出一種衰落的痕跡。

但是不到二十年，美國再次成為高科技革命的倡導者，它的單一超級大國的力量無人匹敵。而日本，則開始處於漫長的轉型之中，它的現代國家與現代社會之路，仍充滿障礙。

但此刻的中國，即使相對經濟成就都不敵一九七零年的日本。更重要的是，它的國民心理就像日本人一樣，仍面臨著艱巨的轉變。眼前的自負，就像是二十年前擔心被“開除球籍”的自卑一樣，是一個神志不夠健全的社會反映。

此刻中國對西方的矛盾態度，不正像是日本態度的某種繼續或是翻版嗎？它充滿了一個弱者渴望被承認的依賴心理。誰又能期待一個在理智與情感上充滿依賴性的國家，能夠給世界提供真正的榜樣，成為新的領導者？

(原載于《亞洲週刊》二〇〇八年第三十九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