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登輝的“陰謀”與汪辜會談的“陰影”

2008年04月28日 15:19文摘【大中小】【列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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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看，1980年代末，李登輝還稱：“一個中國是最高原則”；1990年，便提出“一國兩府”。在1991年2月正式發表的“國家統一綱領”中，台灣重申了一個中國的原則，同時卻又提出“一個中國，兩個對等的政治實體”這一新概念。在1993年11月舉行的西雅圖亞太經濟合作會議上，台灣提出“以一個中國為指向的階段性兩個中國”的說法。1994年，台灣提出“兩個國際上對等的法律實體”。此後，只提“兩個對等的政治實體”，而不提“一個中國”。

只不過以會談為掩護

1999年7月9日，李登輝宣佈兩國論，將台灣與大陸的關係首次明確地稱作為兩個國家之間的關係。2002年8月，陳水扁提出“一邊一國論”。這種政策的演變，明顯是系統性的和有預謀的。李登輝只不過是以汪辜會談為掩護，聲東擊西而已。

1993年底，李登輝的“主流派”完全控制島內政治，覺得無需再向北京低頭哈腰。兩岸關繫上重大衝突，都是發生在1994年以後。他的務實外交的大力拓展也是在此以後。過境外交，度假外交，學術之旅，私人之旅等，花樣翻新，足使人目不暇接。

與此同時，李登輝對大陸的言詞也變得火藥味十足。他一改文人學者的謙遜儒雅的作風，竟然多次不可思議地以“一國元首”之尊，在公開場合用下三濫的語言侮辱大陸領導人。

在1994年“千島湖事件”後，竟然在總統府文稿中破口大罵北京領導人是“一群土匪，流氓”。1995年5月，他又把中華人民共和國公開嘲弄為“兒子”，說中華民國是其“老子”。此外，1994年在和日本作家司馬遼太郎的談話中，出言不遜，媚日貶中，在1995年6月美國康奈爾大學的講演中更是鋒芒畢露，挑戰北京。

寧願把事情估計得難一些

直到1995年6月李登輝訪美之前，北京還是一相情願地本著“治病救人”的政策，把李登輝當作“人民內部矛盾”來處理。殊不知，台獨這塊心病，對李登輝來說，已是走火入魔，用苦口婆心是治不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