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確預言“文革”暴風雨的人：我就是反三面紅旗
核心提示：他精確地預言：“中國的政治空氣的大改變將從一年以後開始”。他可以接受自己是牛鬼蛇神和反革命，他從改造地回到家的第一句話就是：“我就是反三面紅旗，我不反誰反？”但他不接受道德上的潑污。
本文摘自《學習時報》2012年2月6日第12版 作者：柴靜 原題為：《顧準：精確地預言“文革”暴風雨》
1952年，37歲的顧準被撤去上海市財政局局長職務。
關於這次撤職，沒有檔案材料，只有一份當年2月29日新華社電訊稿的幾句話：“顧準一貫存在嚴重的個人英雄主義，自以為是，目無組織……屢經教育，毫無改進，決定予以撤職處分。”
人人穿黃布軍裝的年代，一個穿背帶褲，戴玳瑁眼鏡，在跟弟弟的通信中常常用“睥睨”二字的人，得到這個評語不奇怪。
他不是出身望族，12歲在上海會計師事務所當學徒養活一大家子人，15歲已經寫出中國會計業的最早教材之一，大家都承認：“整個大華東地區找不出他這樣有才幹的人”。
但是這個人“不服用”。
撤職當天，他一句話不說在辦公室坐了一個晚上，他的秘書陪著他坐了整整一個通宵，沒有暖氣，腳都凍痛了……天亮之後，他“使勁推開了門，走了出去”。
1個月之後，他找了幾本初等幾何，代數，微積分……開始學習數學，覺得在階級鬥爭和政治動向之外別有天地，他試圖沉浸在與人世無關的理性裏，一直到1955年進中央黨校為止，全部業餘時間都用在數學上。
他受過西方經濟學的訓練，很容易上手，為數理中的邏輯感到狂喜，以至於沉醉其中，深夜受寒，得了急性肺炎。
不過他很快跨越對三角尺和圓規的單純迷戀，他說：“邏輯只是工具，研究經濟一定要研究歷史。”
他開始研究西方史和中國史，英文是他的另一大重要工具，他依靠這個工具大步跳出了當時紮在知識分子頭腦中的籬笆，正好又趕上中央黨校在學術上的黃金時期，書儘管有限，但他已經可以直接閱讀到凱恩斯和斯密的原作，自己動手改譯《資本論》。
歷史學家朱學勤說，後來那一代知識分子未能達到顧準的成就，是因為“知識大限以及邏輯乏力拖住了他們的腳步”。
知識讓人求實，邏輯讓人求是。
當一個人知道自己什麼都幹不了，也不存什麼經世致用的念頭時，功利也就自然消失，他只是以“不顧死活”的方式讀書，做筆記，下蠻力，用笨功夫，來解開思想上的迷惑。
1956年4月，他開始思考凱恩斯為資本主義開出的藥方是否會失效？
“我作過一個摘記，認為不會。”他說，“可是，（蘇共）二十次大會的報告不是這樣說法。這是說，我與他們（美國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是一致的了……”
他被自己的想法嚇了一跳，喃喃自語“這糟糕不糟糕？”
但他無論如何在邏輯上不可能認同計劃經濟體制：“目前這一套規律，是獨斷的，缺乏繼承性的，沒有邏輯上的嚴整性的”，他譴責史達林“以道德規範式的規律吹噓、粉飾太平的理論來描寫社會主義經濟……”
1964年，他翻譯熊彼得的名著《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主義》，裏面有一句話：“在民主法治制度缺失的群集環境，道德上的限制和文明的思想方法或感覺方法突然消失……是我們面對誰都知道、可是誰都不願正視的各種毛骨悚然的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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