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31期
2012.02.13
導語:央視《新聞調查》的回訪,讓一度鬧得沸沸颺颺的“縫肛門”事件再次成為輿論關注的焦點。今天,回過頭來看一些雙方爭執不下的問題,我們會得出什麼樣的結論?到底有沒有“縫肛門”這回事,媒體在報道此事上又有哪些欠妥之處?
[詳細]
[網友評論]


梳理事件的來龍去脈,綜合一些權威意見,基本可以斷定:“縫肛門”事件是條假新聞。
在丈夫陳默看來,妻子的肛門之所以“被縫”,“是典型的打擊報復,是有原因的,前因就是因為紅包的問題。”隨後,他的這一判斷被媒體報道渲染,紛紛採用了諸如“產婦肛門被縫”、“助產士索要紅包”駭人聽聞的報道標題,讓“縫肛門事件”迅速傳遍全國。
但實際上,陳默的說法只能說是他自己的一種猜測。他將助產士張吉榮前後四次來到病房看作是索要紅包的暗示,然而張給出的解釋卻是擔心產婦在病房生產,因為醫院不能這樣的事情發生,而這關係到她個人的飯碗,所以才會多次進入病房了解情況。
顯然,張吉榮的解釋並非沒有道理,而陳默的判斷則僅僅是自己的一種猜測,缺乏有效的證據支撐。而且,用縫合關閉病人肛門的方式來報復,不符合基本的邏輯,就算罪犯,不達到同歸於盡的瘋狂程度,也不會用這種馬上就會被發現的報復方式。於是,可以認定索要紅包不成再行報復的動機說很難成立。[詳細]
再有,天涯上流傳較廣的一則網帖道出了對“縫肛門”的不同理解。這則網帖認為,深圳“縫肛門”混淆了“把肛門完全封閉”和“縫合(或結紮)肛門痔瘡出血點”的區別。在普通民眾看來,“縫肛門”是“為了紅包把肛門縫合關閉,讓你拉不出屎來!”在醫生們看來,所謂的“縫肛門”則“可能是因為生產時腹腔內壓力過大,導致痔瘡出血,為了臨時應急,助產士縫合(或結紮)了痔瘡的出血點。”
而根據後來的專家鑒定可知,張吉榮確確實實只對痔瘡出血點進行了縫合,而根據專家意見,產婦在產後出現突發性痔瘡,同時引起大規模活動性出血也極為普遍,縫合這樣的處理也並沒有什麼不妥。至於陳默提到的妻子在分娩後三日沒有大便的質疑,醫學專家同樣給出了相反的意見,認為這種現象十分常見。
至此,所謂的“縫肛門”事件基本上水落石出了,助產士張吉榮只是進行了一次正常的產科手術,“縫肛門”的說法根本立不住腳。[詳細]
最後,在事實基本認定的情況下,產婦方關注的焦點由助產婦是否“縫肛門”轉移到了她對痔瘡出血點的處理是否超越了自身的執業範圍。關於此點,在一份專家鑒定中,認為她的做法確實存在超範圍執業問題。
然而,親歷採訪的王志安對此進行了補充。他在微博中說,在現實當中,助產士是有權做會陰縫合的,但痔瘡縫扎是否可以有爭論。但顯而易見的是,規定無法窮盡所有行為,如果規定太細,助產士遇到類似情景消極應對,最終受害的依然是患者。這就是整個社會失去信任的代價。
但在接生經驗的張吉榮看來,自己的做法只不過是一個再正常不過的緊急處理措施,何來超範圍執業之說,而且她說在之前遇到過比這更複雜的問題,都是獨自處理的。[詳細]

“縫肛門”事件經媒體報道後,助產士張吉榮和她所在的深圳鳳凰醫院,備受質疑、飽受困擾。

同樣讓醫院遭遇信任危機的,還有2011年9月同樣發生在深圳的“八毛門”事件。

距離事發的2010年7月,一年半的時間過去了,儘管當事雙方仍各執己見,兩家的官司也還在進行中,但僅從目前各方的現狀來講,這是一齣沒有勝利者,只有受害者的悲劇。
這是一場沒有絕對贏家的“戰爭”。經此風波,產婦林靜已被醫院診斷可能患上抑鬱症,“動不動要摔孩子,且多次有自殺傾向。”因需照顧妻子,陳默在事發後已無法再外出工作。
而且由於坐吃山空讓他們無法繼續負擔高昂的房租,夫婦二人不得不從原來住的高檔社區搬出。現在,陳默一家三口租住在每月1100塊的一房一廳裏。因為“害怕她把孩子從上面扔下來”,出租房裏沒有沙發,沒有床。林靜和孩子平時就睡鋪在地上的床墊,陳誠則睡地板。
“她天天哭,一直不能從被縫那件事中走出來。以前開朗的她,性格全部改變了。”陳默在一次採訪中透露。[詳細]
經此風波,張吉榮的命運也發生了轉變,一個普通的助產士未曾想會因為一個簡單的縫扎手術而身陷輿論漩渦。
她覺得自己在整個事件中很冤枉,因為在她看來“縫肛門”其實就是無稽之談,根本沒有的事情,“而且媒體把我炒作了,報紙、電視、網民的那些議論,到最後我回來以後,我們同學還說真丟人。我都快瘋了,真的。”
因為“縫肛門”,張吉榮失去了深圳的工作,回到了陜西老家,至今她和妹妹一家生活在一起,妹妹也沒有工作,彼此幫襯著生活。 [詳細]
受“縫肛門”事件影響的還有張吉榮所在的鳳凰醫院,該醫院位於深圳市羅湖區深南東路1062號的深圳鳳凰醫院,如今已是大門緊閉,了無生息。數輛廂式貨車、麵包車停放在醫院門前的空地上。院門口儼然成了停車場。原因在於,“縫肛門”事件後,前往該院就醫的病患驟減,醫院信譽受損嚴重。
2011年8月9日,深圳市衛人委網站上登出的名為《關於深圳鳳凰醫院申請停業的批復》解釋了這一切。
《批復》稱:你院(鳳凰醫院)提交的關於深圳鳳凰醫院暫停醫療服務的申請材料收悉。鋻於你院的實際情況,根據醫療機構管理法規的有關規定,經研究,我委同意你院停業,停業時間自2011年8月8日至2012年8月8日。[詳細]

央視評論員王志安在親身採訪各方之後,認定“縫肛門”事件是條假新聞。是媒體的選擇性報道,當事人的誤解製造了這一轟動性新聞。他說,“這一事件基本沒有受益者,只有受害者。”

應該說,“縫肛門”能成為一條轟動性新聞,除了當事人的誤解之外,媒體的選擇性報道功不可沒。
如前所述,無疑媒體在此事中起到而來推波助瀾的作用。它們在事情並未調查清楚,甚至根本就沒有對事件展開調查的情況下,就採用了諸如“產婦肛門被縫”、“助產士索要紅包”這樣的標題。應該說,媒體這樣處理的原因可能有多種,但其中一個主要的原因應該是在當前醫患矛盾異常嚴峻的情況下,“縫肛門”這樣的事情無疑具有聳動和吸引眼球的效果,換句話說,這是一條符合讀者趣味的“好新聞”。
更過分的事情還在後面,在一次新聞通氣會上,參與鑒定的專家王東,面對記者使用了“縫扎”這個字眼,這跟當天張吉榮說的“肯定沒有動過針”顯得有些字面矛盾,“縫”還是“扎”,媒體再次升溫關注。
它們斷言助產士張吉榮肯定動過針,她和醫院對媒體和公眾撒了謊,於是人們在媒體上看到了諸如以《“縫肛”門:鑒定說“縫了”,醫方露餡了》為題的報道。不得不說,這樣的報道是無視助產士只是對產婦痔瘡出血點進行手術處理的事實,繼續誤導讀者,嚴重傷害了張吉榮和鳳凰醫院。 [詳細]
真實性之外,新聞報道還有一個基本原則,即要講究客觀平衡。綜觀“縫肛門”事件始末,很大一部分媒體的做法顯然違背了這個基本原則,他們將產婦丈夫陳默的判斷乃至猜測當做新聞事實進行報道,而對助產士和院方則是站在陳默一方,進行輪番的質問。
不說它們很少給院方和助產士解釋的機會,就算解釋了,它們也不信,乃至專家出了鑒定說助產婦的處理沒問題了,它們還是不信,或者說不願意信。
應該說,在當前醫患矛盾激烈的情況下,新聞工作者為相對弱勢的患者代言,並非全無可取之處。然而,從新聞專業主義的角度來說,一篇報道只展示或只相信一方說法,顯然違背了報道新聞要講究客觀公正和平衡的要求。[詳細]
再有,從“縫肛門”到之後的“八毛門”,在報道醫患糾紛上,媒體對醫學領域一些基本常識的欠缺,以及對專業領域知識缺乏基本尊重,可見一斑。
且不說,它們先是情緒化地站在產婦一方,對助產士和院方給出的解釋就是不信,寫出來的報道也基本上是當事人的連環炮式的質疑。更要命的是,在報道這些專業問題時,它們大多先入為主:不懂裝懂,惡猜醫院。試想,如果最初的報道,記者們能就出現的問題諮詢醫學領域的專家,憑藉他們專業和權威的判斷,又豈會有後來的“縫肛門”和“八毛門”。
於此,可能有些記者又有話要說了,他們傾向於認為現有的專家和鑒定機構缺乏獨立性,選擇不相信他們並無不可。如此,只能說這是一種徹頭徹尾的反智主義,非但無助解決醫患矛盾,反而會瓦解整個社會信任。[詳細]
最後,我們會發現,整個“縫肛門”事件始末,產婦方出來說話的一直是作為丈夫的陳默。而幾乎所有報道中,事件的第一當事人產婦妻子未發一言一語。難道媒體對此就沒有產生過疑問麼?畢竟,對於一份靠得住的報道來說,沒有重要當事人的說法,是重大的消息源缺失,勢必會大大降低報道的說服力和可信度。
比如,在一些細節上,知道真相的可能只有產婦一個人,如早前有無痔瘡病史(丈夫陳默堅稱沒有),再比如助產士張吉榮到底是什麼時候歸還100元紅包的,等待諸如此類問題,媒體在採訪中有問過她的意見嗎?[詳細]

節目《難以縫合的傷口》播出後,最初報道“縫肛門”事件的南都記者肖友若廣受質疑和批評。

如今,產婦的肛門早已康復,但“縫肛門”一事給當事雙方造成的“傷口”卻遲遲不能癒合。
正如自由談《醫生為何總被質疑》仲介紹的那樣,醫患矛盾在當前可謂空前激烈,民眾在很多時候對醫生就是不信。“縫肛門”事件正是在這樣一個大背景下發生的,成為醫患矛盾難以化解的一個縮影。
如今,事情過去了一年半,矛盾卻沒有減弱的趨勢。當事雙方都本著“不放過對方”的態度,各執一詞相互起訴,而且看不到和解的跡象。[詳細]
從“縫肛門”到“八毛門”,從“醫生防暴”到“患者錄音”,折射出醫患之間的不信任感在加深。醫生害怕患者,患者也害怕醫生。雙方互相戒備、互相防範,可謂“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不禁要問,何以至此?歸根到底,這恐怕與當前民眾看病貴看病難脫不了干系,高額的醫療花費壓得他們踹不過氣來,出現“八毛門”這樣的事情他們當然傾向於認為是醫院在訛人;部分醫生收受醫德敗壞更是被屢屢曝光,而這又符合了他們對這個職業的想像,於是在“縫肛門”事件出現後,他們一邊倒地傾向於懷疑助產士是索要紅包不成的報復行為,而不願對事件的細節和邏輯多想一點。
另一方面,脫離縫肛門事件本身,針對醫生收受紅包這一行為,正如王志安所言,“在現有體制下,收紅包是不合理制度之果,而非醫德敗壞之因。如他們能拿到合理報酬,大多數醫生的道德不會如此‘差’,只反紅包,不反低工資,高門檻管制。是只見樹木不見森林。”
總之,要從根本上化解醫患糾紛,還需制度給力,一方面讓民眾看病沒有後顧之憂的醫保要跟上去,另一方面出於對醫生這個職業的肯定和尊崇,他們理應獲得跟付出成正比的回報。
應該說,醫患缺少互信的原因有很多,但作為媒體,應該是醫患間中立的第三方,一個客觀的記錄者和公正的旁觀者,在醫患發生衝突時站在不偏不倚的公允立場,用紮實的調查而不是想像的新聞去報道衝突雙方的聲音,而不能被某一方牽著鼻子走,先入為主地選擇站在某一方利益的立場上。
如果對患者誇張的描述保持一點兒警惕,多聽聽醫院的聲音,就產婦的病情多采訪相關專家,多聽聽專業人士的判斷,新聞就不至於如此被操縱了。不要為了符合公眾想像,消費讀者情緒,而失去了報道的基本客觀和理性。[詳細]

從“醫生防暴”到“患者錄音”,折射出醫患之間的不信任感在加深。

醫生害怕患者,患者也害怕醫生。雙方互相戒備、互相防範,可謂“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新聞離我們越來越近,而記者離我們越來越遠。”面對這樣的質疑和批評,媒體從業者是不是該有所反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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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袁訓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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