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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破產之前，柳州市電器廠的產品有市場，銀行貸款不到800萬元，資產負債率60%，遠低於75%破產警戒線。為了該廠廠區的100多畝地，主管部門提出“不換思想就換人”，電器廠被強迫破產。一家房地產公司巧妙地將它從國家劃撥的工業用地改變為商業開發用地。
“類似于玩魔方：四個國有企業改制為一個集團，廠區四合一，也就騰出了房地產開發用地。”律師譚康平如此表達他對此種“國企改制”的觀察。
“開發房地產，更多是富個人腰包；我們搞實業，又有望佔據國際高端，是長期的，既富了個人，又富了柳州，富了國家，為什麼要抽掉我們的跳板呢？”王志豐語含苦楚。
東方網6月6日報道 一家國企在改制的過程中，最被惦記的是那100多畝的地塊，一家房地產公司最終拿下了這塊地，並且巧妙地將它從國家劃撥的工業用地改變為商業開發用地。
一個電器廠的“地禍”
133畝土地，本屬國有企業柳州市電器廠廠區，土地性質是國家劃撥工業土地。
2000年12月，柳州市中級人民法院裁定宣告該廠破產，進入破產還債程式，廣西柳州佳力電工有限責任公司（下稱“佳力電工”）作為收購方出現。廠區地塊成為政府對外招商項目，繼而成為佳力電工資產重組方案一部分。但是，直到2000年12月宣告破產前，柳州市電器廠廠方領導對此情況“毫不知情”。
柳州市電器廠原廠長譚任生認為，是對土地的需求，才有了政府“拉郎配”式的重組和破產，破產是為後面的拿地所作的鋪墊。
柳州電器廠原黨委書記聶安雲回憶，當時電器廠的產品有市場，銀行貸款不到800萬元，資產負債率60%，遠低於75%警戒線，而佳力電工銀行貸款近億元，資產負債率逾90%。主管部門為此親自督陣主持召開職代會，連開三次，前兩次未通過，第三次提出“不換思想就換人”，非常艱難地通過了破產提議。
“地禍啊！如果廠區地塊的價值沒有那麼大，廠子不至於這樣死法！”聶安雲感嘆。
當年的重組由原柳州市機電局主導完成，該局原局長蘇東兵不願再對當年的重組之事作出解釋，只是說“當時的說法很多，最後是做了很多工作，才讓大家統一了思想認識”。
一位當年直接參與重組過程的原機電局負責人透露，當時之所以讓佳力電工為主導對電工行業進行資產重組，除了有電工行業自身發展需要的考量外，土地確實是其中的一個重要考慮因素：“原來三家企業，三塊地，重組後，變成一家企業，計劃通過整合，放在一個廠區，這樣就能騰出大片土地——如果佳力電工不搬，當時‘新時代商業港’項目就沒法動。”
1999年末，柳州市政府決定在佳力電工原廠址建設市重點項目“新時代商業港”，要求其整體搬遷。作為國有資產重組聯動配套，柳州市政府2000年11月批復同意《柳州市電工行業資產重組實施方案》（下稱《重組方案》），同意佳力電工用土地出讓資金收購柳州市電器廠（廠區133畝）和柳州整流器廠（廠區59.58畝），投資控股柳州市微電機總廠，成立佳力電工有限責任公司。佳力電工的三大產品中，將電機、發電設備部分搬往市微電機總廠，變壓器部分搬往整流器廠。值得注意的是，後來成為訴訟標的和爭議焦點的133畝柳州電器廠廠區，《重組方案》中並未標明其用途。
“類似于玩魔方：四個國有企業改制為一個集團，廠區四合一，也就騰出了房地產開發用地。”佳力電工代理律師譚康平如此表達他對此種“國企改制”的觀察。
一份具私下交易色彩的出讓土地協議
2001年3月1日，柳州佳力電工、美國龍肯公司、廣西協和房地產開發責任有限公司（下稱“協和地產”）作為甲、乙、丙三方，聯合簽署《合作開發房地產協議書》（下稱《協議書》），合作內容為聯合開發佳力電工收購破產企業——柳州市電器廠佔地約133畝的土地，開發項目為總建築面積約12萬平方米的商品房，總投資約1.6億元人民幣。
彼時，柳州市政府將此項目定性為中外合資項目。根據協和地產提供的《關於原柳州市電器廠生產用地合作開發有關情況說明》，因外商不能獨資在中國進行房地產開發，必須與國內開發商合資，龍肯公司選定協和地產為合作夥伴；後因柳州市電器廠破產，按照柳州市政府批復，由佳力電工繼續執行該項目，柳州市有關領導也就此作了批示。
按照《協議書》內容，由協和地產按23萬元/畝向佳力電工出資，作為“支付取得開發地塊使用權的補償費”，合計人民幣3059萬元；佳力電工負責將地塊由工業用地變為商業住宅用地，並負責將土地使用權證變更到協和地產名下；土地到手後，由協和地產“獨自負責項目的整體開發、建設、銷售及物業管理，盈虧自負，與甲方（佳力電工）無關”。美國龍肯公司負責項目開發總成本的50%，所付資金先入協和地產賬戶，再統一轉給佳力電工。
在譚康平看來，這是一份以獲取133畝地塊為目標、頗具私下交易色彩的協議文件，佳力電工實際上充當了中間人角色，《協議書》名為合作合同，實際上是土地轉讓合同，適用的是土地轉讓方面的法律、法規。譚的這一合同定性，得到了終審法院的採信。
謀地者
不過，強調外商的對外招商概念，與國內房地產開發項目對外商的限制政策產生衝突，《協議書》名為合作開發，但沒有約定成立一個聯營體，只是單一強調協和地產“接盤人”的獨佔地位，這種情況下，為確保合同有效，三方合同改為兩方合同（外資方退出合同）。至此不難看出，此前《重組方案》中133畝廠區的用途不作說明，客觀上給協和地產的用地規劃留下了空間。
利益獲得者指向協和地產。而這個協和地產早就惦記上了柳州市電器廠的133畝土地。
1999年，柳州市電器廠推出變現土地回籠資金的脫困方案。譚任生介紹，當時國內外多家房地產開發商“蜂擁而來”，協和地產正是其中一家，還有南寧市的某房地產商以及深圳某房地產商。協和地產是由當時的工商銀行柳州分行介紹來的，稱“出價不低於他們”，前提是停止和其他房地產商的接觸，展現誠信。
當時，南寧市房地產商出價35萬/畝、深圳某房地產商出價32萬~33萬/畝。譚任生接受記者採訪時稱，協和地產當時已就該廠廠區土地開發問題和他多次接觸，原議定是，133畝地中出讓60多畝回籠資金，每畝作價“不低於35萬”，用以解決電器廠流動資金緊迫問題。然而，2000年1月協和地產拿出的開發規劃圖，卻涵括了全廠區地塊，每畝作價僅25萬，面積和價錢都和預期相差太遠，電器廠為此拒絕了協和地產的規劃方案。
譚任生稱，工行是電器廠主要債權人，“我們得罪不起，就鎖定了協和一家，結果他開出25萬元/畝，我們已向職代會放出35萬元/畝的說法，如此差距無法交待，只得拒絕。”
聶安雲回顧，2000年4月份，協和地產副總羅某到電器廠解釋25萬元/畝的開價理由，走時留下“最後通牒”：“你們要簽約，就今天簽；如果不簽，下一次簽就不勞你們貴手了。”聶安雲說，當時現場目擊證人包括書記、廠長等數名廠領導班子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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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劉浪
編輯：
王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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