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兩千年的中日關係史中，日本人的“中國觀”曾發生3次大的變遷，這種變遷往往都伴隨著彼此社會內部結構的動蕩與重組，以及國際關係格局的調整與國際秩序的重建。中日兩國人民的相互認識就建立在這種由於國內外形勢的變化而形成的新的價值觀基礎之上。縱觀日本人“中國觀”的變遷史，其規律為：每當中國處於鼎盛之時，日本人就向認同中國的方向發展；每當中國處於衰落之時，日本人就向蔑視中國的方向發展，顯示出明顯的“實用主義”特徵，以及對“國家利益優先”原則的追求。
中國威脅論第一個是日本最早喊出來的，1990年代初期，然後變成世界上一個共同的語言了，日本也跟著繼續喊。可是再喊下去發現又不對了，我雖然每年都在喊中國威脅論，可是每年都還是10%、10%、10%這樣上去，這樣喊下對嗎？
日本的社會對中國的崛起是處於一種矛盾的心態，好的方面來看的話，就說中國是它一個鄰國，把關係搞壞了的話，對大家都沒有好處，這在小泉的五年之間，日本人體會很深刻。但是中國的崛起正在對日本各個方面發起重大的挑戰，可以說是這一百多年以來從來沒有經歷過的挑戰。
隨著政治家對中國的態度發生了變化，顯然有利地促進了中日兩國的了解，從政治方面來講，日本作為戰後一個新的崛起的工業大國，又是這樣一個富有的國家，但是它和美國的關係並不是處於同等的地位，顯然如果加強中日關係，對平衡美日關係對日本是有利的。
面對崛起的中國，他們還是有點防範的心裏，那麼在處理台灣問題上，可能是成為日本牽制中國的一個卡，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講的話，現在日本對台灣問題的態度比美國的態度還要強硬一點，比方說“入聯公投”這個問題上，美國明確表示反對，但是日本表示它只是說不支援。
一、重新定位中國以及中日關係。日本必須面對這個新的事實，而不能用以往的方式處理日中關係。日中關係應是一種“協調與共存”、“競爭與摩擦”的關係，主張不能感情用事，要冷靜對待。構築“敞開心扉”、“建設性”的日中關係，就應擴展雙方的共同點，承認雙方的差異。
二、否定經濟上的“中國威脅論“。一個經濟發展、社會穩定的中國才能給包括日本在內的國家帶來豐富的商機。關於日本經濟“空心化”問題，不認為中國要對此負責，“胡亂地強調對中國的受害意識毫無意義。與其如此，還不如接受‘健康的中國’，走與中國共存共榮的道路”。
三、肯定軍事上的“中國威脅論“。令人遺憾的是，報告書認為，日中摩擦主要來源於“中國的軍事威脅”，並把中國軍事力量的增強看成是“對日本的中長期深刻威脅”。同時也指出，雙方有必要積極開展安保對話，加強軍隊間的交流及軍艦互訪。關於“日臺關係”，報告書認為,“自日中關係正常化以來，台灣變化很大，日臺關係發生一定變化是自然的事情”。這就為日本將來插手台灣事務埋下了伏筆。
四、對解決“歷史問題”的看法。報告書呼籲應儘快從“歷史的束縛”中擺脫出來，構築面向未來的中日關係。主張一方面日本要加強對青年一代的教育，不應任由歪曲歷史的現象繼續下去，尤其是日本領導人要控制自己刺激中國以及亞洲各國人民感情的魯莽言行。另一方面也要求中國增進對日本的理解，特別是面對中國國內“厭日情緒”的增長。
目前日本政治正處於劇烈變動時期，各種政治力量正快速地分化組合，日本亞洲外交的走向還充滿著很大的不確定性。正是日本亞洲外交取向的不平衡和不確定性，折射出中日關係的複雜性。因此，我們必須在看到日本重視與亞洲國家間的關係這一積極動向的同時，對不同路線之間的微妙差別和力量對比有清醒的認識，對化解中日政治僵局的艱巨性有足夠的思想準備，並及時籌劃應對之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