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田訪華的意義:日本亞洲認識的新起點_資訊

福田訪華的意義:日本亞洲認識的新起點

2008年05月09日 16:06中國新聞週刊【大中小】【列印】

世人矚目的“福田訪華”結束了。如果說安倍訪華是中日兩國首腦外交恢復的象徵，那麼，福田訪華的意義便已超出雙邊範疇，成為日本亞洲認識的新起點。

“亞洲認識”決定日本的亞洲戰略

日本人的中國觀與亞洲觀決定著日本對華政策，以及亞洲戰略的制定及其發展方向。19世紀80年代，福澤瑜吉的一句“謝絕亞細亞之惡友”，拉開了中日兩個民族的距離。19世紀90年代初，日本的“東洋史學”理論出臺。東方倫理與價值受到質疑，中華文化與思想被矮化，中國和亞洲受到日本的輕視和蔑視。

儘管在民間還存在著作為理想主義的“古典亞細亞主義”(亞洲各國平等聯合的思想)，但近代日本國家的政治價值取向規定著其亞洲外交的發展方向。近代日本在畸形的亞洲觀和中國觀的導引下，實踐著其錯誤的亞洲外交戰略。民間的理想主義被納入到政府的現實主義框架之中。

二戰剛結束時，站立在廢墟之上的日本人曾經在短暫時期內對新中國抱有憧憬之情。但很快，日本就被美國納入到“冷戰”體系之中，日本列島成為美國在太平洋上“不沉的航空母艦”。儘管日本在1957年所制定的“外交三原則”(“以聯合國為中心、與自由主義各國協調、作為亞洲的一員”)中，將與亞洲各國發展關係作為一條原則，但與自由主義國家美國的“協調”，才是戰後日本外交的真正“原則”。地處東方卻有著“西方”身份的日本，在矛盾中尋找著其道德價值體系的新定位。

20世紀70年代，美國搞“越頂外交”，先於日本改善對華關係，日本才恍然警醒，立起直追。1977年，“福田主義”的出臺可以說是戰後日本試圖構築自己獨立亞洲外交戰略的開始。

實際上，不論是戰前還是戰後，在日本社會的底層以及人們意識的深處，東方的道德價值體系一直被維繫著。人們在好奇地“品嘗”西方文化之後，仍然還會回到已融化到血液裏的自己民族的文化傳統之中，民族的DNA沒有辦法不繼承。

新舊“福田主義”的異同

所謂“福田主義”，是指1977年8月18日當時的日本首相福田赳夫在馬尼拉發表的日本對東南亞政策的三個基本原則：即“第一，我國決心走和平道路，不做軍事大國，基於此立場，我們願為東南亞以及世界和平做貢獻；第二，我國願與東南亞各國之間不僅構築政治、經濟上的信賴關係，還要在社會、文化等廣泛領域裏構築一種作為真正朋友的心交心的相互信賴關係；第三，我國將站在“平等合作者”的立場上為整個亞洲的和平與繁榮做出貢獻。”

這是戰後日本在反省歷史的基礎上所制定的新的亞洲外交戰略。“福田主義”的歷史意義在於，它首先表明瞭日本走“和平主義道路”的決心；其次，日本要與亞洲在文化上進行“心與心”的深入交流；最後，日本自明治維新以來，第一次放下身段要與亞洲各國“平等相處”。

福田康夫的“新福田主義”可以說完全繼承了上述“福田主義”的精華。但是，21世紀的“新福田主義”具有自己的時代特徵——日本是否與亞洲平等相處已經不是什麼認識問題，而是一個如何實踐的問題了。另外，日本已經不是做不做“軍事大國”的問題，而是作為亞洲最強大的軍事國家，如何與亞洲各國進行軍事交流的問題了。

“新福田主義”由以下幾個方面構成：第一，和平主義；第二，共鳴外交；第三，亞洲意識。“和平主義”是福田首相為日本設立的國家戰略發展目標，同時，它也指導著日本的亞洲外交戰略的方向。“共鳴外交”是日本對日美同盟一邊倒外交政策的修正，也是日本重視亞洲外交的具體表現。“亞洲意識”是“新福田主義”存在的基礎，也是福田康夫制定對華外交政策以及亞洲外交戰略的認識基礎。

如果說20世紀的“福田主義”回避了日美同盟的前提，具有理想主義色彩並缺乏實施空間，那麼，“新福田主義”則正視日美同盟，具有現實主義色彩並具有可行性。

福田此次訪華，給人留下的最深刻印象便是他在北大講演中所體現出來的對亞洲文化傳統以及價值觀的認同。他說，“將日中兩國聯繫在一起的不單是利益和利害關係，兩國還是具有悠久交流歷史的鄰邦。日中之間不但有相通的文化及傳統，而且也有在交流過程中形成的相互依賴的基礎”。“追求人權、法制，民主主義的價值固然很重要，但另一方面，我認為深深紮根于兩國之中的共同基礎和價值觀同樣重要”。

可以說，福田的亞洲認識具有非常高的水準。尤其是考慮到半年前日本還將“自由與繁榮之弧”作為其亞洲外交原則這一點，我們更感覺到福田首相的亞洲認識難能可貴，他將對未來日本亞洲外交戰略的制定具有深遠的指導意義。福田此次訪華過程中所體現出來的對中華文化以及亞洲價值觀的認同，將成為日本亞洲認識的新起點。

未來中日關係的全球視野

“迎春之旅”“讓梅花綻放之旅”，這是福田首相對自己這次訪華的定位。同時，他還宣佈要讓2008年成為“日中關係飛躍的元年”。

然而，現實中，中日關係的春天尚未到來。中日雙方所要做的，是如何為春天的早日到來進行有效的交流與合作。幾年前，筆者曾提道:未來15?20年的時間裏，日本的“中國觀”將經歷第四次變遷。福田首相“亞洲認識”的表露是該變遷過程中的關鍵點之一。隨著具有不同亞洲觀的國家領導人的出場，日本的亞洲認識及其亞洲外交戰略都會有不同的表現。在此過程中，如果出現曲折和倒退都不是什麼意外之事。

不過，正如福田首相所言：“日中兩國的未來不是選擇合作還是對立的問題，而是如何尋求有效的、負責任的方式開展合作的問題”，“日中關係除了和平友好之外別無其他選擇”，相互之間應“加深理解，承認差異，了解對方的真實面貌”。

不接觸，不交流，就無法了解和理解對方。戰略互惠需要戰略互信，而安全合作是建立互惠、互信關係的關鍵性領域。

當前，開發和保護海洋是各國共同的使命。中國未來的安全威脅也將主要來自海洋。因此，中國國家利益的重心無疑會相對地由陸地向海洋轉移。海上安全維繫著國家未來的生存與發展，沒有海上安全就沒有國家安全。中國如何與日本共同探討確保海上石油運輸安全的可行性，是兩國構建戰略互惠關係的重要關注點。

從上個世紀70年代開始，日本就重視海洋法及海洋安全戰略的研究，並將目光投向以石油為核心的能源安全戰略研究上。80年代開始，日本又對海洋政策、海洋戰略以及海洋資源開發的研究傾注了力量。90年代以來，日本從國家戰略的高度將自己定位為“海洋國家”，並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法規。與此同時，日本緊盯中國的“海洋戰略”與“石油戰略”並加速研究對策。

相反，中國在此領域的研究則明顯不足。未來的一段時間裏，中國應加強對中日兩國不同時期國家總體發展戰略、海軍戰略、能源安全戰略、石油運輸的歷史與現狀、海軍軍事裝備的更新等課題進行深入研究，探討中日海上軍事合作以及共同維護能源運輸線安全的可能性，以構築中日之間恒久的海上安全合作機制，真正做到如福田首相所說的，中日攜手“共創亞洲和世界的美好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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