鳳凰衛視1月29日《開卷八分鐘》，以下為文字實錄：

梁文道：也許大家最近在香港，或者是在一些網站上面看到香港有一群人正在反對高鐵的興建，然後搞的相當大，炒出了所謂香港的80後這麼一種運動出來。那麼我今天呢，不是要在這裡跟大家去討論這個什麼“反高鐵示威”，或者是香港80後的社會運動，而是要借著這個運動去給大家介紹一下，我們看看這個運動裏面，有這麼一批獨特的人。

這批人很奇怪，他們會敲鑼打鼓，會唱歌也會拍東西，有時候做些我們覺得特別有創意的行為。這裡面又有一些人呢，他們其實身份是很複雜、很多樣的，我們要注意每一場社會運動裏面，都集結了不同類型的人，那麼這些人呢，只有在這個運動當中你覺得他們是一群，但是其實回到日常生活裏面，他們可能有很多不同的面相。

那麼香港呢，在過去曾經有一些作家或者文化人長期跟社會運動是隔絕的，但是到了最近十年裏面，出現一個現象，我覺得相當可喜，就是有這麼一批人，他一方面非常關注社會，非常關注政治，積極的介入採取行動，發起各種各樣的公民社會組織。但是另一方面他同時也是一個藝術工作者，或者我們平常所謂的文化人，那麼在這裡面有一個我認識的年輕的朋友，也是個非常優秀的作家，我今天給大家介紹一下。就是這本《行路難》的作者李維怡了。

李維怡其實是一個，在文壇裏面大家覺得她是一個很有希望的作者。她曾經在台灣很有聲望的一個文學獎，叫做聯合文學獎裏面奪得新人獎。當時讓大家覺得很振奮，香港又出了一個年輕的文壇新秀，可是這個李維怡，並沒有在大家的想像裏面去一直持續的、專門的、專心的往文學方向發展。相反我們平常所認識到的這位李維怡小姐呢，她除了是一個作家之外，她同時也參與各種各樣的錄影跟電影的拍攝。

香港有這麼一批人，這裡面當然也分成不同的小股的組織，是長期希望用鏡頭去捕捉香港各種各樣發生的這種抵抗運動。同時她不只是拍攝記錄，而且嘗試著主動的介入，成為行動的一部分。因此在這裡面就會出現一個很奇妙的問題，就是平常我們以為拿鏡頭的人，像記者這樣的人，或者拍紀錄片的人，他應該跟他拍攝的對象保持一個距離，然後去客觀的記錄這個事，而不應該直接的捲入，不應該直接的進入。但是呢，透過這些錄影我們又發現，這種直接進入對這個運動產生很奇妙的催化作用。比如說，有時候我看到一些參與運動的抗爭的老百姓，他們在一起看回那些拍攝他們的片斷的時候，他們會有一種很興奮的感覺，會有一種團結感、認同感，就好比我們去辦完喜事，然後大家一起看看結婚當天的紀錄片，那種感覺就會出來了。那麼在這個過程裏面，我覺得李維怡作為一個作者的身份，就對我們提出一個很重要的挑戰。

那麼這個挑戰其實就結集在這本《行路難》，這《行路難》呢，其實是她的一連串小說創作，裏面有短篇有中篇。我們覺得值得注意的是她稱自己的身份，她不是這本書的作者，她特別強調，她叫做文字耕作。為什麼叫文字耕作呢？這是因為她覺得一本書的完成是得益於很多人的。比如說拿一個作者來講，一個作者，比如說他如果拿筆去記錄他所看到那些事兒，或者他的記憶裏面遇到的一些人的話，那麼那些人、那些事就是他寫作的靈感跟養分的來源。而在她看來，這個作者不是像必須著的、偷光的，那麼虛構出一個東西出來，而是透過這些記憶裏面，歷史上面給過她資源的這些人，把這些東西，像他們負責的把這些東西編織起來成為一個作品，所以她叫做文字耕作。

那麼又由於她的寫作觀念是這個樣子，她就會覺得她需要對她的那些寫作來源的那個人、那段歷史跟這個社會負上一定的責任。問題來了，這個責任是什麼樣的責任呢？我們細看這本集子裏面的小說，裏面有相當一部分其實都是反映了李維怡作為一個運動參與者，社會運動的投入者，這個角色裏面所得到的一個經驗。她記錄了各種各樣的，在一場社會運動中間有份參與的人。從示威者，從產生運動需要的人，一直到一些旁觀者，甚至到警察，這個國家機器的一部分，她都在裏面把他們寫出來了。

那麼這裡面又牽涉到一個我們長久以來面對的問題，這個問題是什麼呢？就是說文學創作，或者這個作者他應該處在什麼樣的位置呢？我們常常說文學，如果說要反映現實，甚至像過去我們鼓吹的革命文學，那種社會主義、寫實主義的東西的話，那麼我們這個作者就應該有個黨派立場，非常鮮明的一個角度去書寫他底下的東西。然後把自己的角色投入進去，但是這樣出來的作品事後我們就會覺得，它在文學上是不堪嘴嚼的，它通常是沒有味道的，它的立場太過鮮明。

而好的文學，好的藝術作品雖然反映現實，也總是要跟現實保持某種的距離，這個距離不是為了故意冷漠，而是為了要製造一個反思的空間，文學跟社會運動不一樣的地方，就在於它比社會運動裏面應該突出更多的聲音，哪怕是你所反對人的聲音，都把它突出出來。甚至他在想什麼，他的感情世界是什麼，你都要有某種同情的移入。所以說在這本集子裏面，我們就看到李維怡身為一個作者的兩難處境，在這本集子裏面有時候她寫警察，我覺得是寫得相當的動人。

例如說它裏面其中的第一篇小說叫《蹲在屋角的鬼影裏面》，她寫到一個女警，這個女警她是偶爾會在一些抗爭運動，這個警察維持秩序，要防止這些抗爭著向政府做出挑戰的時候，她會在那些人群裏面看到些她認識的朋友跟親戚。然後這個女警，有時候呢，這個故事裏面的女警原來她還懷孕要墮胎，跑去一個黑市的墮胎醫生，居然碰上了一個平常那種要被警察去抓的那種妓女，然後雙方聊起來建立起關係。在這一剎那，李維怡好像走進了她平常，日常運動裏面遭遇到的對立者的身子裏面，嘗試從她的角度來看，她這個作為常人的感受是什麼。這個也是李維怡常常強調的，要放下自己成為他人。同樣的對於社會運動跟弱勢群體的關注在這本書裏面常常讓我們看到，就是你怎麼樣放下自己，進入那些我們平常說的社會邊緣人的角色裏面，進入到那些有抗爭需要的人裏面，你放下自己成為他人，這個過程不只是在運動裏面要存在，在寫作裏面也同樣是一個金科玉律，在這一點上，這個兩難好像又有某一個層次的共通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