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風波：審視我們的情緒與紀念柏楊_衛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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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風波：審視我們的情緒與紀念柏楊

2008年05月02日 11:53鳳凰網專稿【大中小】【列印】

一個人之所以是知識分子，是因為在他的言論當中，體現出了政治和責任，這是台灣著名的作家柏楊先生生前所說過的一句話，柏楊先生是在上個月的29號在台灣去世的，享年88歲。

在中西文化不斷衝突的今天，我們如何來紀念柏楊，如何來審視他獨立批評人所特有的魅力的性格，我們今天就這個話題請時事評論員邱震海先生為大家做一個分析，你是怎麼看柏楊的？

邱震海：對，柏楊這位老先生是一個文化大師，同時也是一位散文家、雜文家、作家、史學家，但是我覺得所有的這些都不足以來形容或者描繪他給我們今天帶來的影響。

一言而蔽之，他的影響就是剛才你說的，他的知識分子那種獨立的人格。具體來說，就是他的批判性格。我注意到在柏楊老先生去世之後，有人說了一句話，他說，批判性恰恰是中國知識分子，歷代中國知識分子身上最缺乏的東西，而恰恰也是柏楊身上最閃光的地方。

我想這句話非常之深刻，柏楊先生他之所以，他的深刻或者他的批判性，我想主要是由於他的那本書《醜陋的中國人》，他對中國文化的特質，以及對於中國國民性格，有些人說對中國的國民劣根性用了一種非常辛辣、諷刺，而且非常刻薄的筆調來予以刻畫。

當然，這裡面我之所以說的辛辣、諷刺或者刻薄，我想也許有的人會不太同意，包括我們自己每個人在看的時候都會覺得有絲絲不舒服的感覺。但是我想，舒服不舒服是另外一回事情。

但是，在今天紀念柏楊老先生的時候，我們大家如果再重新讀一讀他的著作的話，也許你會不同意，但是我希望每個人沉下心來，也許能夠找到一點啟示。

我們在這個時候紀念柏楊老先生，一個原因是因為他幾天前剛去世。另外，我想跟最近一段時間我們大家在中西風波過程當中，正在進行一系列的沉下心來進行一些反思，可能或多或少有些關係。

雖然這兩件事本身是獨立的事情，風馬牛不相及，但是我想在剛剛過去的，或者現在還沒有完全過去的這場風波當中，除了西方人的傲慢，那麼我們自己，我們的國民在處理我們自己國民的感情當中，是不是有一些難以控制的地方？或者我們有沒有一些連我們自己都只能意會，不能言傳的一些東西呢？是不是跟柏楊老先生所說的中國文化特質裏面某些東西，似乎有一些內在邏輯，我想這是一個命題，這是我個人給它提出一個命題，也許拿出來供大家一起思考或者討論。

這幾天有幾件事情，一個是奧運倒數百天已經正式開始了，我想這是作為每一個華人，每一個炎黃子孫都感到非常自豪的東西，而且現在很多人說，我們已經準備好了。

第二，就是剛才我們所說的，中西風波現在剛剛開始有所平息，還沒有完全平息，但是一方面是我們大家，東西方人們沉下心裏來都在或多或少進行思考，另一方面很多深沉的東西還正在進行發酵。

比如說，最近從南韓的媒體報道，當然我們強調南韓媒體報道，說前幾天在奧運火炬在首爾傳遞的時候，中國留學生為了護衛奧運火炬，一定程度在南韓首都首爾也顯示出了一定的暴力行為。當然，這種暴力行為用中國外交部發言人的話來說，首先他是正義的，用意是善良的。

但是，我想用意的善良不能完全用來解釋他的暴力的合理性，本質上是兩個不同概念的問題，這個背後又顯示了什麼？為什麼一個善良的東西，走過一步，過了這個度以後就變成一種，反而是對自己的國際形象不利的東西。

我想歸納起來，其實我們大家可以看，到底如何看奧運？這是我們大家可以一起思考的問題。我記得最近幾個星期我連續不斷地在這裡發表我個人的一些淺見。

我認為最近一段時間，我們中西方之所以有這種種種的風波，其中最最主要的一言而蔽之，我們可以說是東方的悲情遇上了西方的傲慢，或者西方的傲慢遇上的東方的悲情，這裡面可能會有一些問題產生。

但是我想這個真理和謬誤，往往是僅一步之遙，我們的悲情如何處理我們民族文化遺產，或者民族精神財富當中很重要的一個悲情，這個悲情我們如果處理好的話，是我們未來振興我們民族一個非常積極的、正面的一個原始動力；但如果我們處理不好的話，使這個悲情裏面，使悲情變為一種狹隘的悲情，那我想一步之遙就會走向謬誤了。

鄭浩：嗯。

邱震海：同樣我們是正當的愛國，愛國的元素的話，我想在每一個民族當中，尤其像在中國這麼一個非常，過去幾百年受西方奴役的這麼一個國家，我想這是非常重要的一個精神財富，但是過了一步使它帶上了某種，以前我一再講過的，某種不理性的成分，乃是一些暴力的成分。

像在南韓首都首爾這樣的話，我想這個真理跨過一步就成為謬誤了。現在關鍵問題為什麼會產生這樣的東西？我想可能有幾個原因吧。這些原因一個是我們大家，中國跟西方相比，你看及時是現實，西方，西方的一流的知識分子他都沒有辦法面對中國這麼一個崛起的龐然大物，都沒有辦法處理好他們自己的情緒當中的很多東西，更何況我們自己，中國跟西方，畢竟是現代化發展程度兩個不同的，兩個民族和完全處於兩個不同的發展階段。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我想我們的管理水準，我們的現代化的水準，包括我們由此而帶來的我們的認知水準，跟發達國家會有一定的，會有一定的距離，我想這是硬體上的，包括我們的政治體制等等，媒體文化也會有所不同。

但是我想指出的是，也許我們為什麼難以控制好自己的情緒，為什麼我們往往有時候中國人，一個很正面的東西，由於我們自己的難以控制自己的情緒，或者難以走出我們自己，相對來說比較狹隘的情緒，乃至一步之遙就走向謬誤，一步之遙就了這個度，使原來本身蠻正常的一個，蠻正義的一個事情，變成了某些值得人們反思或者批評的東西，我想這裡面可能或多或少跟我們文化，我們長期以來我們流傳下來的文化上的東西有關。

而一旦進入文化層面，也就是我們今天要紀念柏楊老先生的地方，柏楊老先生過去幾十年他一直在思考的，中國文化特質上的某些東西。我還是強調這個是柏楊老先生他的個人一個觀點，他的《醜陋的中國人》這本書，1985年9月份出版之後，在當時的中國大陸是掀起了一股颶風。

當時的中國大陸也是正好在面臨一個現代化進程，面臨思想解放、思想開放的時候，但我想，今天過了20多年，我們再來看這本《醜陋的中國人》還是那句話，也許我們不同意他的觀點，但是我想，就是我們沉下心來，看一看裏面是不是有某些值得我們來反思的東西。從這個意義上說，我想柏楊先生他的對中國國民性，對中國文化特質的反思，我想只有魯迅能夠跟他相比。

當然巴金他是一個文學家，他有另外一種的貢獻，但是我想巴金以前我記得是前年，巴金老先生去世的時候我也在這裡講過，我個人認為有兩個巴金，一個是作為文學家，有良心、講真話的巴金；另外一個1949年到1979年當時作為一個官員的一個巴金。

但是柏楊和魯迅只有一個，你看柏楊和魯迅始終如一的就這麼走過來，當然以柏楊先生他的個人的話來說，他說這個也是有一個客觀的原因的，如果說在另外一種政治環境下，也許也會有兩個柏楊產生。

鄭浩：對。

邱震海：我想這是可能歷史的因緣際會，歷史的風雲給我們產生的一種思索，但是後面我想，不妨我們大家沉下心來重新來回顧一下柏楊老先生說的醜陋的中國人他到底是如果來，非常刻薄、非常冷靜地來審視中國人的國民性。

鄭浩：對，你剛剛也提到了魯迅和其中的兩個人有一個共同之處，就是絕不粉飾帝王，而通過自己的筆來揭示人性的醜陋和社會的弊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