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亮亮——深得家傳門風感染_衛視

何亮亮——深得家傳門風感染

2008年03月13日 14:42【大中小】【列印】

畢業于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新聞系，是國際問題專家，側重研究中國外交、軍事、俄羅斯和東北亞事務。他的評論風格犀利深入，清晰明快。多年來從事國際問題研究及媒體工作，參與多項重大新聞的采編工作。他撰寫的文章經常被編印成書，著作如《江澤民時代》、《俄國新總統普京傳-從克格勃到葉利欽的接班人》、《中國新總理朱鎔基傳》、《汪道函傳》、《第三次海灣戰爭》等，多次榮登暢銷榜。

2001年加入鳳凰衛視，是《新聞今日談》及《時事直通車》的評論員，曾參與直播的節目有：911事件，阿富汗、伊拉克戰爭、莫斯科人質事件、十六大開幕及閉幕式、2002台灣北高選舉、兩岸包機直航，以及美國哥倫比亞號穿梭機空中解體事件等。現任言論部副總監。

深得家傳門風感染

當你希圖看懂一個人時，其實你想知道的無非是他的歷史，包括學識的由來，本人的秘密，甚至某種力量的來源。對於1951年出生於前電視時代的何亮亮來說，很難在記憶中尋找到電子力量的印跡。他迷戀與擅長的更多的是字面的推敲以及文史知識的重新編織。他在回顧從前時，發現從來不是自己選擇歷史。歷史對於一個人來說，只有兩種道路，一條是機遇，一條是身處時代的個人角色。他稱自己在某些方面，如對時事的興趣是早慧，某些方面卻是晚熟的。他的角色由這樣一些時間與要素組成。

出身仍然成為某種意味深長的標誌。對於門庭貧賤之人的成功來說，出身是個奮發的理由。但門風優美仍然是製造傳統精英的一個最佳的信道。何亮亮自足於自己的出身，雙親是分別來自浙江和廣東的知識分子。他對陳寅恪先生所欣賞的“門風優美”很有感觸。

何先生的父親何為是浙江舟山人，幼年即移居上海，曾經就讀于聖約翰大學，是一位優秀的散文家。他的名作《第二次考試》在1978年全國高考的語文試卷中被作為題目。在上一世紀三四十年代，柯靈主編《萬象》時，何為就開始文學創作生涯，同代的袁鷹、董鼎山、董樂山、馮亦代等均是當時傾向進步的青年文人。父親喜愛文學和藝術，富於生活情趣。何亮亮顯然在這方面都受到了父親的影響。

何亮亮的母親徐光琳祖籍廣東中山，其父是中山的大地主，在清末變賣了地產移居上海做寓公。她在18歲時，參加中共，曾經擔任上海地下黨的區委書記，後於抗戰時脫黨，“文革”時期幾經審查，終被證明沒有變節。何亮亮認為母親的正義感和為人的大度對自己影響甚大。

在少年時期，何亮亮就開始面臨時代的鼓勵與誘惑。“文革”中，正在讀初中二年級的他與讀初一的弟弟一起參加了造反派紅衛兵。“文革”初期，1966年秋天他就與弟弟一起登上了大串聯的火車，到達上海，童年的回憶和作為“文革”策源地的上海，都在發出召喚。上海的造反派和保皇派爭奪激烈，革命的激情與青春的騷動相互激發。上海人對外地的紅衛兵充滿敬畏。15歲的革命者何亮亮帶著13歲的弟弟，作為支援上海造反派的外地紅衛兵糾察隊參加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工總司）的成立大會和佔領《解放日報》大樓。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後，外地紅衛兵都作鳥獸散。何亮亮的祖父是資方代理人、高級職員，生活養尊處優，為人膽小怕事，“文革”中被抄家，失去了大部分財產。兩個從外地來的紅衛兵孫子穿著軍裝，使老人乍一見還有些害怕。不過兩個孫子並沒有和祖父劃清界限的意思，反而在祖父的帶領下，重溫了上海點心和寧波烹飪的美味，成為大革命時代中的溫馨插曲。

1967年夏，他第一次到北京，在北大和清華看兩派叫罵、文鬥，覺得好玩，但只是旁觀的感受。他給女兒講述他很難理解這段歷史的心情時說：“當時就是快樂，不用上學，四處遊走。” 一個人的成長只會是兩種結果的製造者，一是家庭的影響，再就是時代的影響。時代風暴過後，你會發現自己不過是時代的殘骸。

但每個人總是在時代的變化中尋找到開始以及結束。父親青年時代曾經在上海《文匯報》工作，採訪過1945年侵華日軍的投降儀式和其他一些事件，這刺激了何亮亮對歷史和新聞的興趣。在讀小學的時候，他就自己用彩色鉛筆編了一份《小小日報》，其中既有國內外大事的簡記，也有家庭的動態。退休後住在上海的父母有一次整理舊物，居然還發現了幾份《小小日報》，堪稱家中文物。在“文革”期間，何亮亮經歷了一個中國新聞最自由的時代。1967年他獨自創辦了一個不屬於任何組織的“紅衛兵通訊社”，用油印的方式印刷《紅衛兵通訊》，蒐集和發佈各種有關“文革”的消息，再郵寄給訂戶，一切都是免費的，為時大約兩三個月，這是那個荒誕年代的趣事之一。

1966年至1968年，在他的記憶裏的形態是：這是個火紅的年代，是對文化的革命。在國際上，從巴黎到法蘭克福，從東京到洛杉磯，到處都是反戰和反體制的大規模示威遊行。何亮亮認為，塔裏克·阿裏和蘇珊·沃特金斯合著的《1968年：反叛的年代》是對那個年代最好的描述和分析，該書缺了有關中國的部分，是一大缺憾，紅衛兵運動正是在1968年走向衰亡的。經歷過那個年代，也是一種幸運。少年的激情消解後，他開始在冷靜中尋找自己。福州不是“文革“的中心，他的家在那時倖存下來，沒有受過衝擊。堅強的母親在圖書館工作，她負責整理古舊書，何亮亮有空就在那裏看書，讀了很多同代人無法接觸的舊書刊，使他對官方以外的中國近代史有了一點自己的認識。那些與當時時代氣質不一樣的文字，成為他成長經歷中新的部分。

這使他堅信文字是一種可靠的記錄，文字可以讓人尋找到真實的依據。快樂其實永遠都是不同人的體驗。1969年春，算是中學畢業了，其實只讀了兩年初中。命運並沒有給他們什麼選擇：到農村插隊。父母都在外地的幹校，他與弟弟結伴來到福建北部山區的農村。何的切身感受是這個時代肯定在發生錯位。農民並不像領導人所說的那樣歡迎他們。當然他也看到了那個時代殘存的歷史印記：邊遠山區孤獨破敗的教堂以及真實的農村生活，還有孤獨以及單調。這些組成了在山村的兩年生活，也使何亮亮了解了中國農村的基本形態。他的弟弟何堂堂負責同一批知青的生活管理，很早就顯示了他的管理才能，五個知青的食宿井井有條，有時還接待從其他地方來的知青朋友。國務院臺辦副主任孫亞夫當時與何亮亮同在一個縣插隊落戶，多年後他們在北京重逢，孫還記得當年到何亮亮所在村莊做客時的情景。

少年不識愁滋味，山區農村艱苦的農活沒有把他們壓垮。晚上在油燈下，何亮亮讀書，他帶的上百冊各種書籍，其中有些是”文革“中偷來的，如一冊上世紀30年代的英國《政治家年鑒》，成為他經常翻閱的工具書，他從中學習英文、世界地理和二戰前的世界形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