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的三個面相 思想文化繁盛的時代
暴政前哨
發表于 2008-07-25 09:46:25
>>> 返回鳳凰文化作者：張鳴
民國的這段歷史很有意思，它的確比我們此前的明朝歷史、清朝歷史要有色彩。如果真是想“發現彩色歷史”的話，這個民國歷史最有可能是彩色的。它很多可以呈現出非常截然相反的，面目各異的面目出來，很好看，也很好玩。
現在是民國熱，我曾經做過這段歷史，翻過一些史料，翻過這段時期的大批報紙，對這段時期的歷史有點直觀的了解，所以我今天要講的就是民國的三個面相：第一個是制度面相；第二個我要考察一個現代化的面相；第三個我要考察一個思想文化的面相。
制度面相：在下降線行進
民國時期大分起來有兩個階段：一個是北洋時期，一個是國民黨時期。但是具體細分，它還有不同的階段。在北洋時期，分得比較整齊的是“四個四”，即袁世凱四年、皖系四年、直系四年、奉系四年。國民黨時期第一階段黃金十年：1927-1937，然後是抗戰時期，內戰時期。
袁世凱時期，開始他是中華民國第一任正式大總統，是第二任臨時大總統，但是大總統沒坐穩就開始帝制了。今天我們回過頭來考察袁世凱這個稱帝，未必是像我們很多歷史學家講得是這個人特想當皇帝，做皇帝夢沒做成，等等。
從制度演進的角度來看，他未必想回到所謂的君主專制去。但是我們知道，在中華民國最初的四年，就已經發生了歷史的復辟。我們沒有任何證據證明袁世凱從做總統那天起就想當皇帝，所有的論證都是從後面往前推的。當時並沒有人想，也沒有人說好像他一開始就是一種專制的意圖，沒有證據。
在袁世凱沒稱帝之前，人們還看不到這個政權有潰敗的跡象，這也是為什麼袁世凱依然會稱帝的原因，但是稱帝以後不到幾個月，就潰敗了。歷史上諷刺他說是“二陳湯”送了他的命。“二陳湯”一個是陳宦、一個是陳樹藩、還有一個是湯薌銘。這三個人本來都挺忠於他的，後來都反了，送了他的命。但是我們看到，其實這是開玩笑，就說袁世凱的基本力量，確實在他稱帝之後呈現出土崩瓦解的態勢。
我認為有一點，不是因為袁世凱想把中國拉回到過去，他的行為是違反了當時中國深入人心的民主共和思想，老百姓都不同意。其實當時老百姓對民國很不感興趣，發現民國真不怎麼樣。沒有皇帝的日子還不如有皇帝好過，老百姓當時其實是這樣想的。這也是後來袁世凱想當皇帝的緣故，他覺得中國沒有皇帝鎮不住。老百姓在有皇帝的時候不抗稅，沒皇帝了首先想到的是抗稅。所以袁世凱覺得很麻煩，不光老百姓這樣想，底下那些地方勢力，尤其是地方軍人更這樣想，所以他就稱帝。這樣之後發現情況更糟。社會上層在清朝垮臺之後，傳統的意識形態：儒家倫理、忠孝仁義這一套崩解了。忠於誰？核心的價值沒著落了。於是西方的進化論，達爾文主義的進化論，尤其是社會達爾文主義的進化論。就是嚴復從西方搬來的那一套，它成了我們的意識形態。
袁世凱稱帝觸犯了這個進化論，觸犯了當時整個社會的上層，包括多數的手握重兵的軍閥。所以，他崩了。不是蔡鍔他們有多大力量，關鍵是他自己的人心散了。
在孫中山剛剛創立民國的時候，實行的是美國體制，就是總統直接統率內閣。因為孫中山對袁世凱不放心，於是把這個制度改成了法國制，就是半總統制。在總統和內閣之間多了個總理，而政治重心是在責任內閣不在總統。
袁世凱死後是段祺瑞執政當家，他當的是內閣總理，因為是責任內閣。袁世凱死後又重新恢復了民元時的國會。這就開始了皖系統治時期。
皖系在開始的時候，我們感覺至少在國家政治運行上，很像是一個民主國家。有國會、有參眾兩院、有議案、有表決、有責任內閣上國會述職、報告，雖然也是國會裏頭墨盒亂飛，茶杯亂摔，甚至開會打起來了。那時候看起來很像一個民主體制，但是很快就不行了。實際掌權的段祺瑞發現跟國會弄不明白，跟總統也弄不明白，就出現了府院之爭。府院之爭背後實際上是責任內閣或者說掌權的總理跟國會之間的問題。於是他就把第一屆國會廢了，宣佈它到期了。國會議員覺得雖然我們時間上是到了，但是我們有很長一段時間沒有履行職務，你應該補。段祺瑞說不能補了，於是就選了第二屆國會。從1917年開始醞釀到1918年選出第二屆國會，其中有一個叫徐樹錚的智囊，操控組織了一個安福俱樂部，就在北京安福衚同的一個地方找了個大宅子，把這些頭面人物進行聯絡，裏面吃喝嫖賭什麼都幹，之後又往下派，往下撒錢。民元國會基本上還是選的，雖然選舉人投票是糊裏糊塗的，一團糟，因為中國人不知道是什麼意思，但畢竟沒有賄選。
到了第二屆國會，兩種方式，最普遍的一種就是賄選、買票。他們就是兩層，第一次初選出來之後再互選，把人選上去，選成國會。大量都是賄選，公開的買票。當然也有比較橫的，比如各地軍閥，他打開票箱一看選出來的不是所需要的人，馬上換票、重寫。這事也有，但更多的是柔性的，就是買賣。這樣通過買的方式，選出來一個第二屆國會，人稱“安福國會”。
顯然，從制度層面上第二屆國會就比第一屆國會差了，但是後來皖系被北洋系裏的直系推翻了，之後直系又恢復了民元國會。按道理說這個國會不是賄選的應該好一點，但殊不知經過這麼長時間，這些國會議員早就已經很腐敗了。當時北京有一個說法，就說逛妓院的，又說是逛衚同的，哪些人最多呢？——就是“兩院一堂”，“兩院”就是參眾兩院，“堂”就是京師大學堂，那時候京師大學堂的學生是特別喜歡逛衚同的。
到了直系的手裏，曹錕想當總統的時候，他就開始賄選，那時候總統是由國會議員選出來的，他不像袁世凱，袁世凱不賄選，他是派人把兩院給包圍了，說我們都是公民，你們必須把符合我們要求的總統選出來，要是不選出來，我們就不讓你們出去吃飯睡覺。這是用的硬的一手。曹錕用的是軟的一手。他就說你們選吧，一人給你們發點補助，這補助就是五千大洋。當然也有便宜的，關鍵是看買賣的時候這個交易的結果。一般都是五千大洋。這就可以看到，到了直系的時候大總統就開始賄選了，皖系賄選國會，直系連總統都是賄選的。
到了奉系上臺的時候，最初的一年多是搞了一個臨時執政，執政府就在鐵獅子衚同，現在還在。臨時執政就沒有國會了，然後臨時執政的執政府幹不下去了，塞一把草案之後沒辦法繼續了，這時候張作霖就直接出來當家，他變成了軍政府，安國軍政府，他當大元帥，軍政府就更沒有國會了。
袁世凱時期，我們後來說他到稱帝的時候已經是有點特務統治了，但實際上那個時候因為思想犯罪被抓的人少的多得多，報紙還是可以抨擊他，章太炎這種人的不滿意，在底下罵還不行，還非得跑到總統府去大罵，砸桌子、打傢具，最後無奈了才把他軟禁起來。這個軟禁可是非常優待的軟禁，一個月給他發500大洋，好吃好喝。
在段祺瑞當政的時候，當時報紙罵段祺瑞罵的非常難聽。但段祺瑞並沒有因為這個罵去把人家報館封了或者把人抓了，基本上沒有。直系的時候，這方面也還可以。
到了奉系就開始實行管制了，尤其是還管大學。奉系接班的那時候我們都知道是中國比較窮的時候，老師開不出工資來，張作霖說：工資我給你們開，但你們必須聽話，不聽話就抓槍斃。這個時候開始殺記者了，當時著名的記者林白水和邵飄萍都是死在奉系的槍下。
到了國民黨統治時期，情況就更糟了，對思想的控制，對文化的控制就更嚴了，這時候就開始有新聞檢查官了。至於制度，國民黨的制度雖然不是軍政府，但事實上是軍政府。它是黨國，就是以黨治國。但事實上黨組織又沒有軍隊發達，國會也沒有。在國民黨統治時期，一度是在法律上明文規定以國民黨的黨代會來代替國民大會，立法院實際上並不運作。
我們看到民國這兩大階段，它在制度上基本上是沿著一個下降線在進行的。它跟整個社會的黑暗是一致的，越走越不好，人們覺得我們只有不共和，只有遠離民主才會好一點。到了國民黨時期，實際上這個時期整個的民主狀況是要比北洋時期差一大塊，但是國民黨時期的國家力量有所恢復。可以說，好像在制度上是專制在救中國，不是民主在救中國。
為什麼在制度層面上這樣走下降線？辛亥革命以後實行的制度，從西方移植的代議制體制，中國人實行起來是非常陌生的。不光是老百姓不知道是怎麼回事，就連上層的精英也不甚了了。
我們知道，代議制的核心就是三權分立，而三權分立中主要是兩權，就是立法權和行政權的制約和制衡，因為司法相對來說要超脫一點，尤其是一般的政治臺面上，就是兩權在爭取。但這兩權往往是不知道怎麼協調、怎麼操作。掌權的人那時候是段祺瑞，一開始他真心想老老實實按西方那個規矩來運作代議制，我去做一個責任內閣。但是他發現，如果按照西方的規矩運行，他處處碰壁。反過來，他不玩這套，他引入軍人干政，玩弄權術，縱橫捭闔，他發現這時候是如魚得水。就說你往好了做行不通，往壞了做一路暢通。、
民主的招牌、代議制的招牌，沒人敢摘下來。包括蔣介石在鼓吹一個政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的時候，他都是在內部講話裏講的。因為當時的中國，它實際上是一個軍人統治，或者說中國的軍閥時期。軍閥時期是挂著最先進的一個制度招牌，但實際上是軍閥。軍閥卻始終不能直接去統治，除了非常少的階段或者小區域，像縣，包括省，他都不好赤裸裸的去統治，他必須有一個省議會。為什麼會這樣？實際上從清末以來，尤其是從甲午戰爭以後，中國人已經徹底服膺西方的制度。甲午以後，進化論才流行，《天演論》才發行，成為廣大知識分子的必讀書。在這個進化論的前提下，西方制度已經成為一個具有價值觀意義上的東西。雖然我們不了解它，眾人也操作不好它，但是這個招牌沒人敢把它摘下來，摘下來就意味著復辟。人們在這個運行過程中出現了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開始的時候人們還真的想著去尊重它，說我們真的去操練它，操練之後發現不行，就開始陰奉陽違了，開始挂羊頭賣狗肉。挂的是這個招牌，我底下該幹什麼幹什麼。然後再進一步就像國民黨時期有個訓政，因為老百姓不懂，我教他們：訓，教訓，我把他們教會，然後再來實行。說實在的，就這些口號和制度運行最合適的就是訓政，就是虛偽程度還低一點。
也正因為意識形態上有了進化論這個因素，有了制度的這種崇拜、迷信，一些西方附帶的東西，比如說相對的尊重個人自由，尤其是在大都會裏頭，相對的尊重個人自由，相對的言論自由，相對的新聞自由，一直到國民黨時期，還是有的。就說你到國民黨時期，還可以自己辦報，但他還是會查你。
真正的政權的運行實際上是在按傳統的路數在進行，從帝王時代的皇權和紳權聯合統治，變成軍人和紳士聯合統治，就是加拿大學者的說法。基本的路數都是傳統的，只是這個傳統有點千瘡百孔。軍閥們也曾經想修復這個，想祭天、想祭孔、想振興國學。不僅袁世凱想搞這個，連那個狗肉將軍，“三不知將軍”：不知自己多少錢，不知自己多少槍，不知自己多少姨太太的張宗昌，他也在講經，也在印十三經，據說中國印的最精美的十三經就是張版的。但是他們實際上做不到，他們並沒有能夠真的去恢復傳統，恢復不了傳統，也摘去不了現代民主共和的招牌，所以整個民國的政治確實有一種吊詭，有一種玄幻的感覺。
現代化面相：物質現代化，思想專制化
民國時期的一部分，就說在沿海都市，民族工業確實有很大的發展，後來的著名品牌，比如說“侯氏制鹼”、“金星鋼筆”，這些都是在民國沒有關稅壁壘的情況下發展起來的有自主品牌的民族工業。但是這樣的民族工業，在同時代放在世界上並不算什麼。
我們這個時期也出現了很多新的職業，還有很多文化藝術的繁盛，大學的進步。其實我們可以說軍閥本身並不像我們很多通俗作品中講的，都是壞人，都是些搶男霸女的，毫無愛國心的惡棍，霸道的流氓地痞。我們可以承認，軍閥中確實有土匪。但是軍閥的主體相當一部分人不是這樣的，他們是清末國家軍事現代化的產物。從袁世凱小站練兵開始，編練新式陸軍。新式陸軍有兩部分，一部分是北洋係的，就是袁世凱係的；一部分是各省練的新軍，這些人後來都成軍閥了，他們當初都是懷著一腔報國之志，有一批人在日本士官學校學軍事。
日本人允許中國人學軍事，但是只許你學士官這個層次，就是最基層的，他絕對不允許你往上學。日本有軍官大學，但是不讓中國人學。即使這樣，中國人還是去學，非常非常吃苦。在軍校裏，不僅是要接受訓練，還要忍饑挨餓，還要受老兵的欺負。後來華北有一個著名的漢奸叫王繼堂，雖然臭名昭著，但是清末他是唯一以進士身份到日本學軍事的，到日本之後被軍曹揍得實在不行，腿都打斷了，最後退學了。像他們這種人，那時候很多，像唐繼堯、閻錫山，還有辛亥革命三傑，他們都是日本士官學校畢業的。都是當年一腔報國之志，學完軍事之後把中國先從軍事上強大起來。
還有一批是國內軍事學校畢業的，一個是保定軍校到陸軍大學，還有一個是各省的講武堂，一大批人都出來了。他們當初學軍事，並不是單純的想混個出身，很多人就是想投筆從戎，就是想以身報國。但是非常不幸，到進入民國之後，這些人統統變成了軍閥，不管他願不願意，要想生存，就要割地自雄。但他們並不是都沒有想法，還是想做點名堂。
比如說直系的吳佩孚、孫傳芳，他們從個人品質講都是很不錯的人，操守很好，不怎麼貪錢，而且練兵練得非常好，軍隊紀律很嚴明，而且經常對軍隊進行講話，就是我們說的思想政治教育。講的就是帝國主義怎麼侵略我們，挂一個時局圖，講日本人怎麼侵略我們，俄國人怎麼欺負我們。
還有閻錫山、唐繼堯，他們是一方的割據者，但他們都想搞一點建設，搞一點社會改造。閻錫山最明顯，他是日本士官學校畢業的，他主要學日本，一是軍國主義，現在軍國主義很臭，當年確是非常好的，因為國家強盛了。再一個就是學地方自治，日本式的地方自治，警察式的社會控制，所以那時候的山西號稱是模範省，搞村治特別火。
不能說這些軍閥都是大混蛋，他們的確是想按照現代化的途徑把中國變好、往上走，無論是整體上的操作，還是局部操作都是這樣。只是說中國的現代化走到民國的時候走向歧途了。
軍閥的治國之道，整體上講跟制度的下降線是有關係的，他們慢慢就選擇學習比較專制的東西，學習的對象有兩個，一個是日本，一個是俄國。這兩個國家是在近代歷史上給我們造成最大傷害的國家，但是也是我們向他們學習最多的國家。可以說從北洋時代，甚至再往前推到清末，從甲午以後就是學日本。大量的學，尤其是要學日本的軍國主義，學他們整個的社會改造，學日本的專制統治，軍人統治，軍人至上，但中國沒有學像。在國外的研究中，他們把國民黨也稱為列寧黨。國民黨學俄國主要是學那些專制，組織控制，思想控制這一套。所以在制度層面上是在下降，在現代化層面上也是往那邊走。可以看到，在物質層面上，現代化的因素是越來越多了，但是整個社會思想在制度文化上越來越往專制方向走。
思想文化面相：因自由而繁盛
不管怎麼走，一直走到1949年國民黨從大陸潰敗，它並沒有實現一個真的專制，或者說是一個立體的專制。而且它的過程很漫長，在這過程中，實際上它給中國的思想文化，中國的大學，中國的教育，中國的思想界，中國的藝術界留了特別大的空隙。所以這一時期，可以看到，確實是思想文化的繁盛時期，是一個教育的繁盛時期。
我前面講過了，其實一直到國民黨時期，蔣介石特別想進大學，特別想裏頭有黨化教育，有個人崇拜，他特別想，但他就沒有做到，他窮一生精力都沒有實現。
中國大學從1898年京師大學堂開始算起，經過二三十年的摸索，的確後來形成了一套，雖然後來有很多野雞大學，但是人們不在意它，就像現在美國也有野雞大學一樣。但是在眾多野雞大學裏有鶴立雞群的仙鶴，有好大學，而且也不少，這是什麼原因呢？
中國人辦大學，歷史形成的格局是開放的，從北洋時期到國民黨，甚至從清末開始就是開放的，沒有人敢對外國人說個不字，必須讓外國人進來。而且整個經濟是二元的，在北洋時期沒有什麼國有經濟，在國民黨時期有國有經濟了，但沒有強大到壟斷的地步。所以總是有一塊領域是政府管不到的。這樣大學就形成了三種格局：國立大學、私立大學、教會大學，三足鼎立。
像今天的北師大，一個重要的根基就是輔仁大學，它就是天主教的。如果沒有輔仁這個底子，北師大不會這麼強壯。當年很厲害的就是輔仁大學。北大現在是鵲巢鳩佔，原來是燕京大學，也是教會大學，是新教的。協和醫學院，當時確實是世界一流的醫學院，是中國西醫的開創者，也是教會大學。南邊的聖約翰、華西等等都是。國立的，最標準的是北大。國民黨時期還有中央大學。清華實際上是半國立，因為它始終有一筆庚子賠款在制約它。南開大學是私立的標版。
這樣的大學確實辦的非常棒，這種開放使得大學只能這麼辦。因為外面就是這樣辦的，教會是這麼辦的，私人是這麼辦的，受外國資本支援的大學也是這麼辦的，那國立的大學就只能也這樣辦，要不這麼辦就沒有競爭力。
在民國，大學運轉的過程中都辦的像模像樣，以至於說某些軍閥要來辦大學的時候，都要比著這樣來。唐繼堯辦雲南大學，當時叫東陸大學；張作霖辦東北大學，現在還在，雖然已經不是以前那個了。曹錕也辦了個河北大學，但是現在河北大學不往那段追溯。他是學校的董事長，每次去學校，他不敢干涉用人；發工資的時候，讓他的副官裝一大盤子大洋送過去，還是下跪送過去的。教育怎麼辦？我們講就是學術自由，教授治校，非常簡單，只要堅持這點就行。
那時候基本上還是保持了學術自由，教授治校，或者說對大學自治的一種基本尊重，於是我們就覺得民國時期的大學真好，而且教授們在抗戰之前生活很安逸，只要去到一個好點的大學任教，就能過很舒服的生活。如果是留英美回來的，到一個大學，就能得到四百多塊的月收入。是什麼概念呢？當時的警察一個月八塊。
再就是思想界，大學如此自由，那麼基本的言論自由就是可以保障的了。你可以辦雜誌，只要想辦就可以辦，《新青年》就是這樣自己辦起來的，教材也是如此，都是民間自由辦起來的。
綜合起來看民國的三個面相，它是不一樣的，但有內在聯繫，並不是三個面相互相孤立。不是說制度的下降，或者說現代化的追求和思想文化的繁榮三者之間是矛盾的，也不是說社會的黑暗、國家的衰落跟思想文化是成反比的，說國家越衰落必然文化繁榮，反過來也不是說國家強盛思想文化必然繁榮，也不是這樣。
今天，我們最應該是從民國歷史中吸取教訓。我們的明朝也好，清朝也好，實際上是翻的老帳，人們對它感興趣無非就是權術。真正應該吸取教訓的應該是我們操練西方制度，是我們追求現代化的一個歷史。我們怎麼去操作的？我們怎麼失敗的？我們為什麼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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