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化、橫跨兩黨的資源，讓高盛的領導者成為白宮高官的最佳候選。
標準高盛人
當羅伯特·佐立克接替沃爾福威茨成為新的世界銀行行長時，人們相信，此時布希能想起的人選也只有這位高盛副總裁了。
佐立克雖然是一個忠誠的共和黨人，但他一直游離于布希的核心圈子，這也是他一直未能躋身白宮重要正職的顯著原因之一。這位頗具天賦的政治家在2006年競爭財政部長未果後，離開華盛頓，回到高盛擔任副總裁。
然而，在沃爾福威茨這位著名鷹派在世界銀行因為“女友門”事件而聲名狼藉之時，佐立克的半中立身份讓他成為一個合適的接替人選。
他擁有豐富的國際事務經驗。最早，他師從裏根政府的重要人物詹姆斯·貝克，成為美國在1980年代處理拉丁美洲債務危機、以及制定盧浮宮協定和廣場協定的核心人物。
貝克改任美國國務卿後，佐立克亦步亦趨，並由此參與了德國統一的整個過程。他從貝克那裏繼承了極深的現實主義外交理念，成為一名務實外交家，以至於後來在主導美對華政策時，提出了“負責任的利益攸關者”概念，深入人心。
佐立克來自高盛這一聲名顯赫的華爾街投行，而他身上所表現出的種種特質，也正是高盛的與眾不同之處。憑藉這些優勢，這個公司打破了一個記錄：從來沒有一個公司在華盛頓的政壇上如此群星閃耀。
這些對美國政治，甚至是整個世界都富有影響力的人包括財政部長漢克·保爾森；高盛原執行董事、現任白宮辦公廳主任喬舒亞·博爾頓；高盛首席經濟學家、紐約聯邦儲備銀行市場事務負責人威廉·達德利；高盛前任執行合夥人、現任大宗商品期貨及期權交易負責人魯本·傑弗裏；高盛前副總裁、現任主管國內問題的財政部副部長羅伯特·斯蒂爾；原高盛全球股票業務主管、現擔任美國國務卿賴斯顧問的蘭德爾·福特。
華爾街歷史學家、曼哈頓學院教授查爾斯·蓋斯特表示：“我認為，其他任何一家公司在這方面（把持這麼多美國政府要職）都與高盛差得很遠。”
此前，克林頓時期的財政部長羅伯特·魯賓和林登·約翰遜時期的財政部長約翰·福勒同樣來自高盛。難怪前高盛副總裁麗莎·艾德里奇曾誇耀道：“如果你來到百老彙大街85號，上到30層的高盛總部，你會發現那裏有一個紀念堂，每一個高盛的前領導人都位列其中。當你從頭走到尾的時候，我敢說，你可以一個接一個地叫出他們的名字，他們在離開高盛後，都獻身於公共服務領域。”
去年6月，前高盛總裁漢克·保爾森被任命為美國財政部長之時，英國《泰晤士報》專欄作家埃爾文·斯蒂爾澤驚呼：白宮和高盛進行了合併，成為浸透高盛文化的白宮－高盛聯合公司。
為什麼是高盛
事實上，漢克·保爾森很早就收到來自布希政府的邀請，但這位華爾街的強人予以婉拒。他擔心，已呈跛鴨之勢的布希無法賦予他權力，讓他憑藉自己的意志來完成經濟改革。
但是，保爾森的前同事、現任白宮辦公廳主任喬舒亞·博爾頓說服了他，並把制訂經濟政策的主導權從白宮轉移到財政部，同時，保爾森還成為事實上的對華政策制訂者。
博爾頓在解釋讓保爾森出任財政部長職位的原因時特別提到：“他非常熟悉國際事務。”而這幾乎也是高盛在華盛頓成功的一大秘訣。
這個公司30%的僱員來自海外，一直在國際化進程中富有進取心。在公司內部的升級機制中，高盛鼓勵員工變換多種職位，它的員工不僅在不同的國家工作，同時還需要處理各種不同的業務。
“所以，當政治家們到華爾街尋找那些理解國際金融和地緣政治的能人時，高盛的領導者總是能做最好的準備，提最好的建議。”美國《民主》雜誌執行主編克雷·萊森分析道。
從保爾森就職後的一系列表現，即可看出高盛在全球的努力沒有白費。
甫一上任，他就率團訪問中國。他先是抵達杭州，得到時任浙江省委書記習近平的接見，兩人之前本就關係良好，從中也可看出高盛在中國政壇擁有的廣泛人脈和影響力。
此後，他又在北京爭取到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的接見。這讓美國政壇人士對其刮目相看，因為他是第一個受到中國國家主席實質性單獨接見的美國財政部長。令人吃驚的是，此次訪問已是保爾森第71次來到中國。
回到美國後，保爾森找到紐約州民主黨參議員舒默和南卡羅萊納州共和黨參議員格拉漢姆，進行私下談話。他告訴這兩位參議員，他贊同他們關於中國的一些看法，但認為採取增加27.5%關稅的做法並不合適。
他在整個談話過程中，顯示出良好的溝通能力，在美國的兩黨政治中游刃有餘。作為一個共和黨政府的高官，他經常與克林頓時期的財政部長魯賓交談，而魯賓因為幫助克林頓實現了美國經濟的高增長，至今仍在民主黨內擁有巨大的影響力。
這也正是布希看中高盛人保爾森的一個重要原因，同時也成為佐立克成為世界銀行行長的重要考量因素。
在即將結束任期之時，布希要想在一個民主黨控制國會的年代，繼續推行之前一直無法進行下去的經濟改革，他需要一個沒有沉重政治負擔，兩黨都能接受的人來制訂他的經濟政策，而高盛淡薄意識形態的傳統讓它在競爭中勝出。
同時，高盛的與眾不同之處在於，其比美國的其他投行更鼓勵團隊合作，也使高盛的員工更能適應政治的需要，因為政治本身需要不斷妥協。
在佐立克出任世界銀行行長時，人們就提到了他的這一優點。英國《金融時報》在評價他時寫到，佐立克表現出一種與他人結盟的才能，與政治背景不同的人——比如曼德爾森的前任、現任世貿組織總幹事帕斯卡·拉米——建立牢固的關係。佐立克表示，他懂得，銀行行長必須促成股東之間的合作。“一個人可以想出全世界最好的策略和創意，但是，如果不能付諸實施，它就不是一種策略。”
因為有了從政的傳統，高盛在美國的政治捐款中也走在前列。在2004年的總統選舉中，高盛僱員一共捐出超過600萬美元的政治獻金，幾乎是排名第二的摩根史丹利的兩倍。同時，高盛還是美國民主黨的最大金主之一。
一名高盛員工在談到高盛的政治傳統時說，作為美國最成功的投資銀行，高盛的高官們普遍腰纏萬貫，漢克·保爾森在離開高盛時，已經積聚了超過7億美元的財富，所以“既然征服了華爾街，為什麼不換個地方來征服世界呢？”
在高盛的光環下，很多人擔心，這會讓一個公司對美國政治產生壞的影響。美國公職人員廉正中心(Center for Public Integrity)的政治編輯亞歷克斯·諾特表示，毫無疑問，高盛前高管具有擔任公職的經驗，他們與這家受益於其公開政策決定的公司有著密切的關係。他表示：“這確實會造成潛在的利益衝突，因為許多規定都是由那些可能會關照其前任僱員和同事們的監管者作出的。”
然而，美國投行界並沒有對此有過多的抱怨。“我想提出一些針對他們的確鑿證據，但我做不到。”一家投行的高管表示：“它們創造了這種從政傳統，這確實有益於高盛的品牌。這不存在衝突。事情就是這樣的。這是人們所艷羨的東西。”來源：《鳳凰週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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